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做好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筹）股票发行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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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做好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筹）股票发行工作的通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做好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筹）股票发行工作的通知
1997年4月15日 证监发字[1997]141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筹）采用"上网定价"方式发行股票的发行
方案已经我会证监发字[1997]140号文批准，请你所按照我会证监发字[1996]169号
和423号文的有关要求，组织好此次股票发行工作。本次发行要先验资后配号， 对
申购资金到位情况要认真查实，凡资金不实的申购一律视为无效申购。申购冻结资
金的利息，按企业存款利率计息（3天）部分归发行公司所有， 其余部分存入交易
所设置的专户。发行申购后1个工作日内， 请你所将发行情况反馈表传真至我会发
行部；发行结束后7个工作日内，请将发行申购、 冻结资金和认购中签明细的磁盘
报至我会。对未按时上报发行情况反馈表的发行公司不予安排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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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与公证法律问题研究
涂斌华 沈武
内容摘要：电子商务的发展，迫切需要解决交易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公正性以及数据的安全性、有效性与完备性问题，电子商务公证因此应运而生。但是，在我国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对于公证如何介入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公证的制度框架应如何构建、在网络的虚拟环境中应如何开展电子商务公证、电子商务中的公证的法律效力如何，这些核心问题现阶段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甚至存在一些误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而本文的写作目的正是试图回答上述问题，希望对于我国电子商务公证事业的发展能有所裨益。
关键字：电子商务 公证 电子商务公证 电子签名
一、公证介入电子商务的可能性
随着互联网的遍及应用，以电子商务为主要内容的网络经济正在全世界范围内飞速发展。我国的电子商务虽起步较晚，但包括网上电子银行、网上电子交易、政府网上招标、网上拍卖等业务同样在蓬勃发展。
根据《电子商务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表述：电子商务是指交易双方利用互联网从事的商品交易行为和交易信息发布行为。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改进传统商务活动的新形式，可以减低交易成本，增加贸易机会，简化贸易流程，提高生产率，改善物流系统，它必将形成一个新的市场。
但同时，众所周知，网络具有两大根本特性-----即虚拟性与无地域性，使电子商务时刻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首先，由于网络的虚拟特性，使电子商务交易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公正性以及数据的安全性、有效性与完备性均无法向传统交易那样相对容易确认。而交易主体信用与交易安全恰恰是任何交易赖以成立的基础与避免纠纷的保障。
同时，由于网络的无地域性，使电子商务纠纷的管辖存在不确定性，更助长了网络欺诈的盛行。
上述两方面因素无疑极大地阻碍了电子商务的快速健康发展，根据联合国公布的相关数据表明：电子商务的业务增长比例为140%，而其交易纠纷的增长率则高达200%。 据美国一项调查显示，网络欺诈使成千上万的消费者损失了1.17亿美元。在每天网上发生的130万件网上拍卖交易行为中，涉及诈骗的甚至达到1%，也就是每天将近有13000起网上诈骗发生在在线拍卖中。
对于管辖的不确定性问题，有望通过立法在短期内加以解决，包括国内立法（如我国合同法对以数据电文形式订立的合同的规定）与国际立法（主要通过国际组织以公约的形式订立），在国际立法中包括冲突法规范的制定。但是对于交易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公正性以及数据的安全性、有效性与完备性问题-----事实上该问题已成为制约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电子商务发展的一个瓶颈，却不可能幼稚地认为通过简单的立法同样可以解决，其必将是一系统工程，需要包括但不限于法律制度等多种制度的协调运行，而 公证一向是防止诈骗最有效的方式之一，虽然不能完全避免，但至少可以将受骗的风险降到最低。同样的，依托于互联网进行交易的电子商务，必然要靠电子商务公证的帮助，最大限度的避免商务欺诈行为的发生。因此，公证制度，无疑将会对该问题的解决起到积极而巨大的作用，因为在此无论是主体信用的保证还是交易安全的维护，归根到底就是交易过程的真实性，在真实性的基础上进而探求其合法性、公正性。而公证机构作为合法、权威的“公正第三方“的介入，证明交易者的真实身份、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证明交易各方对商务内容、事实的确认，证明电子合同内容的合法性。能很好地解决电子商务交易的真实、信用、安全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会发现，公证的职能与电子商务存续、发展的强烈需求不谋而合。同时，基于公证效力上的外观性与权威性，电子商务交易的安全性也很好地得到了保障。
同时，公证作为具有预防纠纷，减少诉讼职能的司法证明机构，面对电子商务的发展大潮，理当与时俱进，发挥“服务、沟通、公证、监督“作用，以中介机构身份出现，服务于交易各方。国务院2000年7月31日批准司法部《关于深化公证工作改革的方案》第二十条规定：保证公证机构统一行使国家公证职能。公民、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所需的各种公证证明，统一由公证机构负责办理。及第二十一条规定：公证机构要改变单一证明的工作方式，努力拓展公证业务领域，积极提供综合性、全方位的非诉讼性法律服务。这为公证机构在信息网络时代介入电子商务、服务于电子商务安全提供了政策上的依据。正是在这一点上，电子商务与公证天然地结合到了一起。而近几年来电脑网络技术的普及，各地公证员均已普遍触网，网络证据保全的办理，或多或少成份的电子商务公证的尝试。再加上广大公证员长期在第一线办理了大量传统民商事务公证，积累下大量丰富经验。这为公证业务介入电子商务，办理电子商务公证提供了实践基础。
2002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六届国际电子商务大会上传来消息，我国公证系统已悄然介入网络，拟建立全国统一的电子商务公证平台，以此解决目前电子商务中存在的安全信用的瓶颈，这无疑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但是，对于公证如何介入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公证的制度框架应如何构建、在网络的虚拟环境中应如何开展电子商务公证、电子商务中的公证的法律效力如何，这些核心问题现阶段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甚至存在一些误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而本文的写作目的正是试图回答上述问题，希望对于我国电子商务公证事业的发展能有所裨益。
二、电子商务公证概念的提出与含义
公证业务介入电子商务的主要形式是办理电子商务公证，那么何谓电子商务公证呢？有学者认为，电子商务公证是指国家公证机构电子商务公证网络中心根据当事人的申请，由电子公证员通过公证网络平台依法定程序证明当事人之间以电子化手段进行的商务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的活动。电子商务公证属合同公证的范畴。该种理解显然有失狭隘，忽视了电子商务公证中许多非合同领域的公证，如CA认证。因此，笔者在此提出自己的关于电子商务公证的新概念：电子商务公证是指在统一的电子商务公证平台上，电子公证员依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据法定程序对电子商务交易关系的主体、客体、内容或特定的行为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的总称。包括三层涵义：
（一）、公证的主体是国家公证机构和申请公证的当事人。国家公证机构方面主要是电子商务公证网络中心的电子公证员通过网络平台依法证明来担当。当事人则可以是企业或自然人。
（二）、公证的客体是利用电子信息网络等电子化手段进行的商务活动，包括电子商务交易关系的主体、客体、内容，或特定的行为如电子提存。
（三）、公证的目的乃在于证明电子商务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
在此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电子商务公证的本质乃在于其公证的客体具有特殊性，即网上发生的一切电子交易或与交易相关的数据及行为。而不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网上公证。
网上公证是指传统公证程序中的某个步骤或环节通过互联网来实现，通常表现为当事人在互联网向已建有网站的公证处进行公证申请，公证处受理申请后再用传统的公证程序及方法来处理。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公证，即没有突破传统公证的业务框架，也没有改变传统公证业务的性质和流程。而我们所说的网络公证是指运用先进的网络技术手段实现对网络世界中证明的需求，运用软件流程局部或全部实现某些网络世界中的证明，电子商务公证就是依托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对网络世界中的电子身份、电子交易行为、数据文件等提供增强的认证和证明以及证据保全、法律监督等公证行为的一个系统。
网络公证主要是指电子商务公证，但除了为电子商务提供电子商务公证服务外，与网络有关的其他证明需求也可由公证机构提供公证服务。如网上侵权等。
电子商务公证必将或者说事实上已经改变传统公证的的手段、方法和程序，但是它在法律事实、法律行为上的证明权的性质并没有改变，是公证证明权在网络领域的延伸运用，是公证机构主动适应变化了的公证对象，调整自身，以满足完整的国家证明权的需要。
三、电子商务公证框架的系统构建
电子商务公证框架的构建，可以也职能通过立法来进行。应该说，全球的电子商务立法尤其是针对电子商务公证的立法还处于起步阶段，而现阶段立法方向都指向了网上身份的确认（电子签名技术）、电子信息作为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确认（电子合同合法）以及对电子商务交易过程的规范（特别是支付环节）。而其发展方面有三：一是身份认证（包括资格，信用等）的CA中心、二是数据信息（电子合同、交易记录、电子文件、审核记录等等）保全、三是解决电子商务中支付环节的安全信任问题的网络提存（Escrow）（电子提存）即通过第三方监管契约完成，或债务的标的物由第三方保管并向债权人履约偿债的服务。在我国，受司法部委托，由南京市第三公证处牵头组成“司法部网络公证研究课题组”所提出的电子商务公证的解决方案也对此加以采纳。
但是，笔者认为：电子商务公证的范畴决不应仅仅局限在上述三个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框架，其应有事实也确实有着更为广泛的领域。而对于这样一个崭新的、无比宽广的领域如采取列举的方式来进行立法、进行框架的系统构建，是肯定要失败的。
因此，笔者在此提出一个全新的构建方式。即我们应当从电子商务公证区别于传统公证的特殊客体出发，来对电子商务公证的框架进行构建。即电子商务公证应当包括，电子商务交易主体公证、电子商务交易客体公证、电子商务交易内容公证与电子商务交易有关的事实公证四方面。
（一）、电子商务交易主体公证，即我们已经研究较多的身份认证或者CA认证。即对于电子商务交易主体身份的真实性、合法性，通过电子签名等手段予以认证的一种公证形式。
电子签名是电子商务公证中身份认证的核心。电子是指用符号及代码组成电子密码进行"签名"来代替书写签名或印章，它采用规范化的程序和科学化的方法，用于鉴定签名人的身份以及对一项数据电文内容信息的认可。
对此，联合国贸法会电子商务工作组《电子签名统一规则（草案）》第二章（B）中的表述：电子签名是指那种可以通过应用安全程序或与安全程序的结合，证明其如（生成）（之时一样）的电子签名，该程序保证这类签名： 1，（就其应用的目的），（在其语境中）对签署者是独一无二的； 2，可以用于客观地辨别数据信息的签署人； 3，由签署人制造并附加于数据信息上，或使用了只有签署人可以控制的方式； 4，生成并与数据存在这样的联系，数据的任何改动都会被揭示。
电子签名必须依法取得。为确保电子签名行为者的身份资料真实性，由自然人、企业所在管辖区的电子公证员电子摄像，核对身份证件、营业执照、经营资证等有关资料，录入电子商务公证网络中心的公证网络平台数据库，方能取得电子签名。自然人、企业的资料录入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它的真实与否将直接影响今后的公证质量，必须详细、慎重，马虎不得。这方面工作与CA认证机构基本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现行法律对于电子签名的有效性尚未明确规定，并未规定经电子签名的电子文件由此所产生与书面签名一样的法律效力。而发达国家如韩国《电子商务基本法》第六条规定数字签名的效力：一份经根据第十六条被授权的认证机构认证的数字签名，应被视同有关法律所规定的有效的签名或印鉴，除非另有规定。德国政府也于2001年通过了电子签名法案，赋予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同样的法律效力。目前，我国正在加紧立法，规范电子签名程序，确定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
（二）、电子商务交易客体公证，乃是对交易中的标的物的真实性、合法性、合约性予以认证。由于网络的虚拟性，电子商务交易的客体一般局限于物，包括有形物与无形物，但不包括行为。
（三）、电子商务交易内容公证，电子商务交易的内容，即交易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一般通过合同予以约定，因此，对于内容的公证，实质上即是对电子合同的公证。
我国《合同法》第十一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及第三十三条规定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签订确认书，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联合国电子商务示范法中，也明确规定：“对于合同的订立而言，除非当事人有其他约定，要约及对要约的承诺可以通过数据信息表达。“这些都明确规定了电子合同的书面形式法律效力。
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六款都已明确规定传统书面公证书的证据效力，但电子商务公证是否具有与传统书面公证书同等的证据效力，却不得而知。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各类案件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试行）》第5条规定：用有形载体固定或者表现的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电子数据等电脑贮存资料的复制件，其制作应经公证或者经对方当事人确认后，才具有与原件同等的证明力。该规定也仅限于公证保全电脑贮存资料的证据效力。而作为数据电文形式的电子商务公证的法律效力还需立法上的支持。
（四）、电子商务交易有关的事实公证，该事实，需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该事实须与交易有关，第二，该事实须足以导致交易的产生、变更或消灭。因此，事实上，该事实一般可限定在较小的范围内，如电子数据保全、网络点击、网络提存等。
上述四方面的共同结合，恰恰正是电子商务法律关系构成要件中的主体、客体、内容与变动原因。因此，它很好的涵盖了电子商务交易中全部可能需要公证的因素。基于此，构建电子商务公证的框架，应当是可以做到更科学、更全面的。
汪某的行为构成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的共犯
何国保
一、案情简介：
某夜，嫌疑人刘某、吴某将割盗的铁路通信线交由汪某销赃得款105元，作三人吃喝花用。
两天后，刘某、吴某在汪某家里商量再去偷铜质电话线，汪某提出随同一块去，刘某阻止他说：你不要去了，在家等我们，我们偷回来你还要负责去卖掉。并要汪某准备4只蛇皮口袋装电话线。（未讲明去哪儿偷电话线，汪某也未问）。当晚刘、吴就睡在汪某家里。
凌晨1时许，刘某、吴某携带老虎钳及汪某准备的4只蛇皮口袋从汪某家中出发，来到皖赣铁道线198K+750-850m处，用老虎钳将该处正在使用的铁路通信线剪断，盗走6根100米长、重30多公斤的铜质通信线。致使铁路通信中断了73分钟，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80元（铜质电话线的价值），间接经济损失4800余元（中断通信73分钟的损失）。后由汪某如约将铜质电话线销卖得款330元。刘某分得180元，吴某分得50元，汪某分得100元。
一、分岐意见：
该案中对刘某、吴某定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无异议，但对汪某的行为如何定性产生了分岐，共有4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定盗窃罪。司法实践中，对事先通谋，事后销赃的行为都作盗窃共犯论处的。本案中，尽管盗窃的赃物价值仅为880元，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接近“数额较大”的起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追究刑事责任：以破坏性手段盗窃造成公私财物损失的。汪某事先与刘某、吴某通谋的是盗窃而非破坏公用电信设施。因此，汪某只对盗窃价值880元电话线的行为负责，同时，也要对中断通信73分钟，造成间接经济损失4854元负责，属于破坏性手段盗窃造成公私财物损失的范畴，故应当对汪某以涉嫌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定窝藏罪。汪某虽然事先与刘某、吴某通谋盗窃，但是盗窃数额尚未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因而不构成盗窃犯罪。然而，汪某明知刘某、吴某是犯罪分子，而积极地为刘某、吴某提供隐藏居所，符合我国刑法第310条所规定的窝藏罪的构成要件。
第三种意见认为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汪某虽然事先通谋，事后积极销赃，但盗窃价值未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缺乏我国刑法对盗窃罪数额规定的要件；且对刘某、吴某割盗通信线后还未确认是犯罪分子（案发后才确认的），因而也缺少我国刑法对窝藏罪的构成要件，即明知是犯罪分子的要件。对照如包庇、窝赃、销赃等犯罪，汪某的行为又不符合其构成要件，因此不应认定为犯罪。
第四种意见认为应认定为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的共犯。汪某事先明知刘某、吴某盗窃电话线（因为第一次已销赃过），之后又积极销赃，并分得赃款100元。这整个行为可以揭示出汪某对刘某、吴某盗窃电话线是否是正在使用中的通信线持放任的心理态度，因而具有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的间接故意，其行为都围绕着总目标开展的，根据我国刑法中的共同故意犯罪理论，汪某的行为已构成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的共犯。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4种意见。具体理由是：
本案确有疑难之处。其疑难之一是共同故意的交叉。
刘某、吴某及汪某，虽然在盗窃电话线的行为上具有共同的故意性，但由于在实施犯罪行为中所采取的故意形态不同，即刘某、吴某采取的完全是希望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汪某采取的则是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而刑法对各自故意性质的限定不同，以致在犯罪故意上出现交叉情形，其表现在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上。
其疑难之二是共同故意的过限。
刘某、吴某及汪某在共同犯罪过程中，实施了超过原有的盗窃电话线的共同故意范围和限度。
但是，笔者以为：只要根据刑法的共同故意犯罪理论，对共同故意和共同行为这两个最本质特征进行深入的分析判断，就能反映出汪某的行为构成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共犯的内在联系。
(一)、对共同故意的分析判断：
1、从形式上看：汪某实施的是销赃，刘某和吴某实施的是割盗正在使用中的铁路通信线，三人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共同故意可言。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就能较清晰地看出：
(1)、三人之间的共同故意从预谋开始就已形成。
三人经事先通谋盗窃电话线，并且明确分工，由刘某、吴某二人盗窃，汪某负责销赃。这就无疑形成了盗窃的共同故意。
(2)、超出原有的共同故意范围是能预料到的。
刘某、吴某携带老虎钳、爬电杆割盗明知是正在使用的铁路通信线，从而突破了原有的犯罪故意，使之延伸为新的犯罪故意，即危害公共安全。对于汪某来讲，从在家提供作案工具，等待赃物到来，好去销赃的过程，实际上具有了放任刘某、吴某实施特殊的盗窃行为，即造成铁路通信线中断结果的心理态度。尽管汪某当时的犯罪动机，只是贪财图利，只要偷到电话线，可以不管电话线是从仓库里偷的还是电线杆上剪的，但其危害结果是能预料到的。
2、从内容上看：汪某的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间接故意犯罪能得到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有机统一。
(1)、所谓认识因素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汪某在主动要求一起去盗窃电话线的主张被刘某婉言拒绝，并被分工提供作案工具、专门销赃后，针对第1次销赃时看到10.5公斤铜质电话线绕圈参差不齐，有旧有新，断口新的情况后，明知刘某、吴某两人可能盗割正在使用的电话线而放任其结果发生，而客观事实就是这种结果的必然发生。
(2)、所谓意志因素是指放任危害结果发生。即对结果听之任之，无所谓的态度。汪某对造成铁路通信中断的危害结果发生采取纵容、任其自然的态度。如果发生危害结果并不违背汪某的本意，不发生也不感到惋惜和懊恼，处于不能肯定的状态。既不主动追求危害结果发生，也不是希望结果不发生，但又不去阻止结果的发生。在汪某看来，中断铁路通信的发生也罢，不发生也罢，都在自己的意料之中。为了追求非法占有的犯罪目的，而放任了另一危害结果的发生，从而构成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的间接故意。
(二)、对共同犯罪行为的分析判断。
共同犯罪总是围绕着一个犯罪目的而展开犯罪活动的。各行为人在共同犯罪过程中实施了超出原来的共同故意范围的犯罪行为，就要分析各行为人的行为是否都围绕共同犯罪，是否在共同犯罪行为中形成有机的统一。汪某为刘某、吴某提供蛇皮口袋，后又等待赃物，并直接按照分工外出销赃，分得的赃款要比直接实施割盗通信线的吴某高出一倍。这些行为是整个特殊盗窃案件，即危害结果在客观上危害公共安全的案件中的一个不可忽缺的环节，形成了有机统一，因而应对其超出盗窃故意范围的犯罪行为负责，承担相应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第1项规定：盗窃公用电信设施价值数额不大，但是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依照刑法第124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本案中汪某虽然盗窃数额不大，但在共同犯罪故意上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造成中断通信的危害结果，而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并在共同犯罪行为上实施了整个犯罪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而构成破坏电信设施罪往往又是以危害结果来认定的。因此，汪某的行为应当认定为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的共犯。
涂斌华 沈武
内容摘要：电子商务的发展，迫切需要解决交易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公正性以及数据的安全性、有效性与完备性问题，电子商务公证因此应运而生。但是，在我国乃至整个世界范围内，对于公证如何介入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公证的制度框架应如何构建、在网络的虚拟环境中应如何开展电子商务公证、电子商务中的公证的法律效力如何，这些核心问题现阶段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甚至存在一些误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而本文的写作目的正是试图回答上述问题，希望对于我国电子商务公证事业的发展能有所裨益。
关键字：电子商务 公证 电子商务公证 电子签名
一、公证介入电子商务的可能性
随着互联网的遍及应用，以电子商务为主要内容的网络经济正在全世界范围内飞速发展。我国的电子商务虽起步较晚，但包括网上电子银行、网上电子交易、政府网上招标、网上拍卖等业务同样在蓬勃发展。
根据《电子商务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表述：电子商务是指交易双方利用互联网从事的商品交易行为和交易信息发布行为。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改进传统商务活动的新形式，可以减低交易成本，增加贸易机会，简化贸易流程，提高生产率，改善物流系统，它必将形成一个新的市场。
但同时，众所周知，网络具有两大根本特性-----即虚拟性与无地域性，使电子商务时刻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首先，由于网络的虚拟特性，使电子商务交易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公正性以及数据的安全性、有效性与完备性均无法向传统交易那样相对容易确认。而交易主体信用与交易安全恰恰是任何交易赖以成立的基础与避免纠纷的保障。
同时，由于网络的无地域性，使电子商务纠纷的管辖存在不确定性，更助长了网络欺诈的盛行。
上述两方面因素无疑极大地阻碍了电子商务的快速健康发展，根据联合国公布的相关数据表明：电子商务的业务增长比例为140%，而其交易纠纷的增长率则高达200%。 据美国一项调查显示，网络欺诈使成千上万的消费者损失了1.17亿美元。在每天网上发生的130万件网上拍卖交易行为中，涉及诈骗的甚至达到1%，也就是每天将近有13000起网上诈骗发生在在线拍卖中。
对于管辖的不确定性问题，有望通过立法在短期内加以解决，包括国内立法（如我国合同法对以数据电文形式订立的合同的规定）与国际立法（主要通过国际组织以公约的形式订立），在国际立法中包括冲突法规范的制定。但是对于交易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公正性以及数据的安全性、有效性与完备性问题-----事实上该问题已成为制约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电子商务发展的一个瓶颈，却不可能幼稚地认为通过简单的立法同样可以解决，其必将是一系统工程，需要包括但不限于法律制度等多种制度的协调运行，而 公证一向是防止诈骗最有效的方式之一，虽然不能完全避免，但至少可以将受骗的风险降到最低。同样的，依托于互联网进行交易的电子商务，必然要靠电子商务公证的帮助，最大限度的避免商务欺诈行为的发生。因此，公证制度，无疑将会对该问题的解决起到积极而巨大的作用，因为在此无论是主体信用的保证还是交易安全的维护，归根到底就是交易过程的真实性，在真实性的基础上进而探求其合法性、公正性。而公证机构作为合法、权威的“公正第三方“的介入，证明交易者的真实身份、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证明交易各方对商务内容、事实的确认，证明电子合同内容的合法性。能很好地解决电子商务交易的真实、信用、安全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会发现，公证的职能与电子商务存续、发展的强烈需求不谋而合。同时，基于公证效力上的外观性与权威性，电子商务交易的安全性也很好地得到了保障。
同时，公证作为具有预防纠纷，减少诉讼职能的司法证明机构，面对电子商务的发展大潮，理当与时俱进，发挥“服务、沟通、公证、监督“作用，以中介机构身份出现，服务于交易各方。国务院2000年7月31日批准司法部《关于深化公证工作改革的方案》第二十条规定：保证公证机构统一行使国家公证职能。公民、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所需的各种公证证明，统一由公证机构负责办理。及第二十一条规定：公证机构要改变单一证明的工作方式，努力拓展公证业务领域，积极提供综合性、全方位的非诉讼性法律服务。这为公证机构在信息网络时代介入电子商务、服务于电子商务安全提供了政策上的依据。正是在这一点上，电子商务与公证天然地结合到了一起。而近几年来电脑网络技术的普及，各地公证员均已普遍触网，网络证据保全的办理，或多或少成份的电子商务公证的尝试。再加上广大公证员长期在第一线办理了大量传统民商事务公证，积累下大量丰富经验。这为公证业务介入电子商务，办理电子商务公证提供了实践基础。
2002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六届国际电子商务大会上传来消息，我国公证系统已悄然介入网络，拟建立全国统一的电子商务公证平台，以此解决目前电子商务中存在的安全信用的瓶颈，这无疑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但是，对于公证如何介入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公证的制度框架应如何构建、在网络的虚拟环境中应如何开展电子商务公证、电子商务中的公证的法律效力如何，这些核心问题现阶段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甚至存在一些误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而本文的写作目的正是试图回答上述问题，希望对于我国电子商务公证事业的发展能有所裨益。
二、电子商务公证概念的提出与含义
公证业务介入电子商务的主要形式是办理电子商务公证，那么何谓电子商务公证呢？有学者认为，电子商务公证是指国家公证机构电子商务公证网络中心根据当事人的申请，由电子公证员通过公证网络平台依法定程序证明当事人之间以电子化手段进行的商务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的活动。电子商务公证属合同公证的范畴。该种理解显然有失狭隘，忽视了电子商务公证中许多非合同领域的公证，如CA认证。因此，笔者在此提出自己的关于电子商务公证的新概念：电子商务公证是指在统一的电子商务公证平台上，电子公证员依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据法定程序对电子商务交易关系的主体、客体、内容或特定的行为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的总称。包括三层涵义：
（一）、公证的主体是国家公证机构和申请公证的当事人。国家公证机构方面主要是电子商务公证网络中心的电子公证员通过网络平台依法证明来担当。当事人则可以是企业或自然人。
（二）、公证的客体是利用电子信息网络等电子化手段进行的商务活动，包括电子商务交易关系的主体、客体、内容，或特定的行为如电子提存。
（三）、公证的目的乃在于证明电子商务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
在此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电子商务公证的本质乃在于其公证的客体具有特殊性，即网上发生的一切电子交易或与交易相关的数据及行为。而不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网上公证。
网上公证是指传统公证程序中的某个步骤或环节通过互联网来实现，通常表现为当事人在互联网向已建有网站的公证处进行公证申请，公证处受理申请后再用传统的公证程序及方法来处理。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公证，即没有突破传统公证的业务框架，也没有改变传统公证业务的性质和流程。而我们所说的网络公证是指运用先进的网络技术手段实现对网络世界中证明的需求，运用软件流程局部或全部实现某些网络世界中的证明，电子商务公证就是依托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对网络世界中的电子身份、电子交易行为、数据文件等提供增强的认证和证明以及证据保全、法律监督等公证行为的一个系统。
网络公证主要是指电子商务公证，但除了为电子商务提供电子商务公证服务外，与网络有关的其他证明需求也可由公证机构提供公证服务。如网上侵权等。
电子商务公证必将或者说事实上已经改变传统公证的的手段、方法和程序，但是它在法律事实、法律行为上的证明权的性质并没有改变，是公证证明权在网络领域的延伸运用，是公证机构主动适应变化了的公证对象，调整自身，以满足完整的国家证明权的需要。
三、电子商务公证框架的系统构建
电子商务公证框架的构建，可以也职能通过立法来进行。应该说，全球的电子商务立法尤其是针对电子商务公证的立法还处于起步阶段，而现阶段立法方向都指向了网上身份的确认（电子签名技术）、电子信息作为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确认（电子合同合法）以及对电子商务交易过程的规范（特别是支付环节）。而其发展方面有三：一是身份认证（包括资格，信用等）的CA中心、二是数据信息（电子合同、交易记录、电子文件、审核记录等等）保全、三是解决电子商务中支付环节的安全信任问题的网络提存（Escrow）（电子提存）即通过第三方监管契约完成，或债务的标的物由第三方保管并向债权人履约偿债的服务。在我国，受司法部委托，由南京市第三公证处牵头组成“司法部网络公证研究课题组”所提出的电子商务公证的解决方案也对此加以采纳。
但是，笔者认为：电子商务公证的范畴决不应仅仅局限在上述三个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框架，其应有事实也确实有着更为广泛的领域。而对于这样一个崭新的、无比宽广的领域如采取列举的方式来进行立法、进行框架的系统构建，是肯定要失败的。
因此，笔者在此提出一个全新的构建方式。即我们应当从电子商务公证区别于传统公证的特殊客体出发，来对电子商务公证的框架进行构建。即电子商务公证应当包括，电子商务交易主体公证、电子商务交易客体公证、电子商务交易内容公证与电子商务交易有关的事实公证四方面。
（一）、电子商务交易主体公证，即我们已经研究较多的身份认证或者CA认证。即对于电子商务交易主体身份的真实性、合法性，通过电子签名等手段予以认证的一种公证形式。
电子签名是电子商务公证中身份认证的核心。电子是指用符号及代码组成电子密码进行"签名"来代替书写签名或印章，它采用规范化的程序和科学化的方法，用于鉴定签名人的身份以及对一项数据电文内容信息的认可。
对此，联合国贸法会电子商务工作组《电子签名统一规则（草案）》第二章（B）中的表述：电子签名是指那种可以通过应用安全程序或与安全程序的结合，证明其如（生成）（之时一样）的电子签名，该程序保证这类签名： 1，（就其应用的目的），（在其语境中）对签署者是独一无二的； 2，可以用于客观地辨别数据信息的签署人； 3，由签署人制造并附加于数据信息上，或使用了只有签署人可以控制的方式； 4，生成并与数据存在这样的联系，数据的任何改动都会被揭示。
电子签名必须依法取得。为确保电子签名行为者的身份资料真实性，由自然人、企业所在管辖区的电子公证员电子摄像，核对身份证件、营业执照、经营资证等有关资料，录入电子商务公证网络中心的公证网络平台数据库，方能取得电子签名。自然人、企业的资料录入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它的真实与否将直接影响今后的公证质量，必须详细、慎重，马虎不得。这方面工作与CA认证机构基本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现行法律对于电子签名的有效性尚未明确规定，并未规定经电子签名的电子文件由此所产生与书面签名一样的法律效力。而发达国家如韩国《电子商务基本法》第六条规定数字签名的效力：一份经根据第十六条被授权的认证机构认证的数字签名，应被视同有关法律所规定的有效的签名或印鉴，除非另有规定。德国政府也于2001年通过了电子签名法案，赋予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同样的法律效力。目前，我国正在加紧立法，规范电子签名程序，确定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
（二）、电子商务交易客体公证，乃是对交易中的标的物的真实性、合法性、合约性予以认证。由于网络的虚拟性，电子商务交易的客体一般局限于物，包括有形物与无形物，但不包括行为。
（三）、电子商务交易内容公证，电子商务交易的内容，即交易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一般通过合同予以约定，因此，对于内容的公证，实质上即是对电子合同的公证。
我国《合同法》第十一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及第三十三条规定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签订确认书，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联合国电子商务示范法中，也明确规定：“对于合同的订立而言，除非当事人有其他约定，要约及对要约的承诺可以通过数据信息表达。“这些都明确规定了电子合同的书面形式法律效力。
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六款都已明确规定传统书面公证书的证据效力，但电子商务公证是否具有与传统书面公证书同等的证据效力，却不得而知。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各类案件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试行）》第5条规定：用有形载体固定或者表现的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电子数据等电脑贮存资料的复制件，其制作应经公证或者经对方当事人确认后，才具有与原件同等的证明力。该规定也仅限于公证保全电脑贮存资料的证据效力。而作为数据电文形式的电子商务公证的法律效力还需立法上的支持。
（四）、电子商务交易有关的事实公证，该事实，需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该事实须与交易有关，第二，该事实须足以导致交易的产生、变更或消灭。因此，事实上，该事实一般可限定在较小的范围内，如电子数据保全、网络点击、网络提存等。
上述四方面的共同结合，恰恰正是电子商务法律关系构成要件中的主体、客体、内容与变动原因。因此，它很好的涵盖了电子商务交易中全部可能需要公证的因素。基于此，构建电子商务公证的框架，应当是可以做到更科学、更全面的。
汪某的行为构成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的共犯
何国保
一、案情简介：
某夜，嫌疑人刘某、吴某将割盗的铁路通信线交由汪某销赃得款105元，作三人吃喝花用。
两天后，刘某、吴某在汪某家里商量再去偷铜质电话线，汪某提出随同一块去，刘某阻止他说：你不要去了，在家等我们，我们偷回来你还要负责去卖掉。并要汪某准备4只蛇皮口袋装电话线。（未讲明去哪儿偷电话线，汪某也未问）。当晚刘、吴就睡在汪某家里。
凌晨1时许，刘某、吴某携带老虎钳及汪某准备的4只蛇皮口袋从汪某家中出发，来到皖赣铁道线198K+750-850m处，用老虎钳将该处正在使用的铁路通信线剪断，盗走6根100米长、重30多公斤的铜质通信线。致使铁路通信中断了73分钟，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80元（铜质电话线的价值），间接经济损失4800余元（中断通信73分钟的损失）。后由汪某如约将铜质电话线销卖得款330元。刘某分得180元，吴某分得50元，汪某分得100元。
一、分岐意见：
该案中对刘某、吴某定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无异议，但对汪某的行为如何定性产生了分岐，共有4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定盗窃罪。司法实践中，对事先通谋，事后销赃的行为都作盗窃共犯论处的。本案中，尽管盗窃的赃物价值仅为880元，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接近“数额较大”的起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追究刑事责任：以破坏性手段盗窃造成公私财物损失的。汪某事先与刘某、吴某通谋的是盗窃而非破坏公用电信设施。因此，汪某只对盗窃价值880元电话线的行为负责，同时，也要对中断通信73分钟，造成间接经济损失4854元负责，属于破坏性手段盗窃造成公私财物损失的范畴，故应当对汪某以涉嫌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定窝藏罪。汪某虽然事先与刘某、吴某通谋盗窃，但是盗窃数额尚未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因而不构成盗窃犯罪。然而，汪某明知刘某、吴某是犯罪分子，而积极地为刘某、吴某提供隐藏居所，符合我国刑法第310条所规定的窝藏罪的构成要件。
第三种意见认为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汪某虽然事先通谋，事后积极销赃，但盗窃价值未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缺乏我国刑法对盗窃罪数额规定的要件；且对刘某、吴某割盗通信线后还未确认是犯罪分子（案发后才确认的），因而也缺少我国刑法对窝藏罪的构成要件，即明知是犯罪分子的要件。对照如包庇、窝赃、销赃等犯罪，汪某的行为又不符合其构成要件，因此不应认定为犯罪。
第四种意见认为应认定为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的共犯。汪某事先明知刘某、吴某盗窃电话线（因为第一次已销赃过），之后又积极销赃，并分得赃款100元。这整个行为可以揭示出汪某对刘某、吴某盗窃电话线是否是正在使用中的通信线持放任的心理态度，因而具有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的间接故意，其行为都围绕着总目标开展的，根据我国刑法中的共同故意犯罪理论，汪某的行为已构成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的共犯。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4种意见。具体理由是：
本案确有疑难之处。其疑难之一是共同故意的交叉。
刘某、吴某及汪某，虽然在盗窃电话线的行为上具有共同的故意性，但由于在实施犯罪行为中所采取的故意形态不同，即刘某、吴某采取的完全是希望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汪某采取的则是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而刑法对各自故意性质的限定不同，以致在犯罪故意上出现交叉情形，其表现在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上。
其疑难之二是共同故意的过限。
刘某、吴某及汪某在共同犯罪过程中，实施了超过原有的盗窃电话线的共同故意范围和限度。
但是，笔者以为：只要根据刑法的共同故意犯罪理论，对共同故意和共同行为这两个最本质特征进行深入的分析判断，就能反映出汪某的行为构成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共犯的内在联系。
(一)、对共同故意的分析判断：
1、从形式上看：汪某实施的是销赃，刘某和吴某实施的是割盗正在使用中的铁路通信线，三人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共同故意可言。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就能较清晰地看出：
(1)、三人之间的共同故意从预谋开始就已形成。
三人经事先通谋盗窃电话线，并且明确分工，由刘某、吴某二人盗窃，汪某负责销赃。这就无疑形成了盗窃的共同故意。
(2)、超出原有的共同故意范围是能预料到的。
刘某、吴某携带老虎钳、爬电杆割盗明知是正在使用的铁路通信线，从而突破了原有的犯罪故意，使之延伸为新的犯罪故意，即危害公共安全。对于汪某来讲，从在家提供作案工具，等待赃物到来，好去销赃的过程，实际上具有了放任刘某、吴某实施特殊的盗窃行为，即造成铁路通信线中断结果的心理态度。尽管汪某当时的犯罪动机，只是贪财图利，只要偷到电话线，可以不管电话线是从仓库里偷的还是电线杆上剪的，但其危害结果是能预料到的。
2、从内容上看：汪某的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间接故意犯罪能得到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有机统一。
(1)、所谓认识因素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汪某在主动要求一起去盗窃电话线的主张被刘某婉言拒绝，并被分工提供作案工具、专门销赃后，针对第1次销赃时看到10.5公斤铜质电话线绕圈参差不齐，有旧有新，断口新的情况后，明知刘某、吴某两人可能盗割正在使用的电话线而放任其结果发生，而客观事实就是这种结果的必然发生。
(2)、所谓意志因素是指放任危害结果发生。即对结果听之任之，无所谓的态度。汪某对造成铁路通信中断的危害结果发生采取纵容、任其自然的态度。如果发生危害结果并不违背汪某的本意，不发生也不感到惋惜和懊恼，处于不能肯定的状态。既不主动追求危害结果发生，也不是希望结果不发生，但又不去阻止结果的发生。在汪某看来，中断铁路通信的发生也罢，不发生也罢，都在自己的意料之中。为了追求非法占有的犯罪目的，而放任了另一危害结果的发生，从而构成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的间接故意。
(二)、对共同犯罪行为的分析判断。
共同犯罪总是围绕着一个犯罪目的而展开犯罪活动的。各行为人在共同犯罪过程中实施了超出原来的共同故意范围的犯罪行为，就要分析各行为人的行为是否都围绕共同犯罪，是否在共同犯罪行为中形成有机的统一。汪某为刘某、吴某提供蛇皮口袋，后又等待赃物，并直接按照分工外出销赃，分得的赃款要比直接实施割盗通信线的吴某高出一倍。这些行为是整个特殊盗窃案件，即危害结果在客观上危害公共安全的案件中的一个不可忽缺的环节，形成了有机统一，因而应对其超出盗窃故意范围的犯罪行为负责，承担相应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第1项规定：盗窃公用电信设施价值数额不大，但是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依照刑法第124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本案中汪某虽然盗窃数额不大，但在共同犯罪故意上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造成中断通信的危害结果，而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并在共同犯罪行为上实施了整个犯罪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而构成破坏电信设施罪往往又是以危害结果来认定的。因此，汪某的行为应当认定为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的共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