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宁夏回族自治区2002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有关问题的复函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2 06:08:14 浏览:9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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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宁夏回族自治区2002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有关问题的复函
关于宁夏回族自治区2002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有关问题的复函
宁夏回族自治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
你厅《关于呈报2002年我区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实施方案的
报告》（宁劳社发〔2002〕98号）收悉。经研究，同意你区从2002年7月1日起，
按月人均37元的标准，为2001年12月31日以前按规定办理正式退休手续的企业
退休人员调整基本养老金。同时，要适当控制退休早、基本养老金偏低退休人
员的基本养老金调整标准。
你区要通过努力加强基本养老保险费征缴、大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等措施，
落实此次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资金来源，确保不增加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缺口。
请你区按上述意见修改调整方案后抓紧组织实施，将正式文件分别报劳动
保障部、财政部备案，并尽快将调整的基本养老金发放到退休人员手中。
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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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为农民工社会保障立法
李凌云
农民工是具有农村居民身份而在城镇从事工资性收入的劳动者，他们是中国传统户籍制度下的一种特殊身份标识，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和传统户籍制度严重冲突的客观结果。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也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一大课题。从对农民工一味的管理、限制和防范到对其社会保障权的正视和保护，全国及各地的立法者经过了近二十年艰难探索。如今农民工社会保障立法的社会效益已经初步显现，但是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全国立法实现突围
2004年对于农民工社会保障立法而言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从2004年1月1日起，国务院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正式开始实施，它赋予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平等地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这标志着农民工社会保障全国性立法的开端。
在此之前，全国性的社会保障立法虽然层出不穷，但其适用范围均采取对企业进行列举的方式，而未对职工作明确规定。就法理而言，其中应当包括农民工。但是，由于农民工具有不同于城镇劳动者的特殊性，这些立法没有就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特殊权益作出规定，因而事实上缺乏可操作性。而《工伤保险条例》则采取了直面问题的态度。2004年6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关于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强调各类用人单位招用的农民工均有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并对用人单位注册地与生产经营地不在同一统筹地区以及对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如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进行了详细规定。工伤保险对农民工来说再也不是一纸空文，而是实实在在的权利。
紧接着，2004年7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关于推进混合所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参加医疗保险的意见》的文件。该文件明确要求各地劳动保障部门，把与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关系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纳入医疗保险范围。 近日， 建设部又公布了《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城镇单位聘用进城务工人员，单位和职工可缴存住房公积金。
这一连串的立法行动说明，国家对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的漠视已经彻底转向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维护，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立法在国家层面上实现突围。
地方立法各领风骚
中国的社会保障毕竟是属地化的，国家的法律法规强烈地依赖于地方的立法与实践。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地方立法肇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进入新世纪后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上海模式”是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类型。2002年9月1日，上海市政府颁布了《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用人单位全额缴费，外来农民工则享受工伤保险、住院医疗待遇及老年补贴等三项待遇。用人单位向政府指定的商业保险公司投保后，一旦外来民工发生工伤或因病住院时，就能获得相应的保险待遇。用人单位为个人累计缴费每满一年，外来农民工即可获得一份老年补贴凭证，并可在男性满60岁、女性满50岁时，到户籍所在地的商业保险公司约定的机构一次性兑现。截至2004年底，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的参保人数为209.4万，约占全市外来人员的2/3，有9200多人获工伤保险待遇，其中最高一次性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为44.6万元。
同属于“上海模式”的另一个典型是成都。2003年初，成都市出台《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暂行办法》，要求用人单位按照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实际收入的14.5%，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按照本人实际收入的5.5%来缴纳综合社会保险费。这项社保政策也考虑到了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衔接。在此之前参加了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可以按规定转为综合保险，而非城镇户籍在转成城镇户籍后，也可以由综合保险转为城镇职工社会保险。
与“上海模式”实行综合保险不同的是“北京模式”，它建立的是专项保险。北京市于2001年8月颁布了《北京市农民工养老保险暂行办法》，要求用人单位必须为农民工办理养老保险手续。规定农民工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时,经本人同意,农民工可一次性领取养老金,并终止其养老保险关系。
同属于“北京模式”的还包括深圳、厦门、珠海、广西等地。
2001年，深圳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条例》，外来人员只要累计缴满15年的社会养老保险费，并达到退休年龄，就可以像本地户口的员工一样享受按月领取养老金的退休待遇。
1997年厦门市推出了《外来从业人员住院医疗保险暂行管理办法》住院医疗保险费由用人单位按上年度全市社会平均工资总额的4％为外来从业人员缴纳，个人不缴纳。珠海也于2001年8月颁布了《珠海市外来劳务人员大病医疗保险暂行办法》。
2003年1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通过《失业保险办法》，明确把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临时工等纳入社会失业保险范畴，正式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最多可领取24个月失业保险金。农民合同制工人失业后，由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给其支付一次性生活补助，缴费时间每满１年按当地失业保险金的发放标准发1个月生活补助，最长不超过12个月。进城务工就业的农民按规定缴纳失业保险费的，同样可按规定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如果说“上海模式”和“北京模式”是面向当地全体农民工建立的社会保障主渠道，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实行的针对特殊群体的特定风险而实行的商业保险，就成为有益的补充。2004年7月1日起，上海市推出的家政服务综合保险具有社会公益意义的商业保险，年保费为30元，最高赔付额为10万元。如从事家政服务的保姆发生意外伤害身故的，可获最高保险金额。
2004年8月1日起，北京市建委出台了《北京市施工人员意外伤害保险办法（试行）》，要求建设单位将保险费全额交付施工单位，施工单位（总承包单位）依法为施工现场的施工作业人员和工程管理人员办理施工人员意外伤害保险。保险以工程项目或单项工程为单位投保，保险期限自建设工程开工之日起至竣工验收合格之日为止。办法出台以后新开工的项目，施工单位必须办理施工人员意外伤害保险，否则到建委也办不了开工证。
上文提到的只是各地农民工社会保障立法的“代表作”，事实上，各地已经出台的或是正在酝酿的相关立法远不只这些，其复杂程度也不是用几大模式能够简单概括的。综观全国，各地农民工社会保障立法呈现出“四个并存”的特点，即综合保险与专项保险并存、市民待遇与差别待遇并存、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并存、整体保障与特殊群体保障并存。任何一个地方的农民工社会保障立法都是对上述立法向度的排列组合，因而各地的立法实际上是千差万别、极其复杂的。比如，上海是综合保险、差别待遇、商业保险、整体保障与特殊群体保障的混合物，而深圳是专项保险、市民待遇、社会保险与整体保障的结合体。这都充分体现了各地对农民工社会保险的不同判断。各地异彩纷呈的立法，一方面是践行国家立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为国家的新一轮立法积累了足够的地方经验。
走入困境的农民工社会保障
总体而言，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立法处于初创时期，很不完善。
第一，全国立法少，地方立法多。而在地方立法中，地方法规少，多是地方行政性规章或是其他规范性文件，层次低、效力弱，政策性强，稳定性差。
第二，全国立法与地方立法之间，各地方立法之间相互冲突。各地的险种设置、缴费主体、缴费比例、享受方式以及享受标准都不尽一致，因而纵向上不贯通、横向上不协调。这样的立法无法满足农民工在各地流动又能实现社会保障连续性的梦想。
第三，各地农民工社会保障立法实行的效果并不理想，其中突出的问题是“参保率低、退保率高、无法转移”。无论是在实行市民待遇的深圳、海南，还是在实行差别待遇的北京，普遍存在农民工社会保险收缴率低的问题。一方面因为外来人员本身觉得缴费年限不可能达到法律规定的享受条件，因而不愿承担缴费的义务同时也放弃受益的权利；另一方面，企业为了降低用工成本自然也不愿意缴纳或不愿意足额缴纳。实际上大多数打工者仍然游离于社会保险的“安全网”之外。据统计，北京市流动人口参加养老保险的仅有30万人，深圳市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为223.57万人，还不到农民工的一半。而深圳每年春节前后都有十几万的农民工办理退保手续，主要是因为目前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只覆盖城镇户籍人员，广大农村户籍的外来工一旦离开深圳，其养老保险个人帐户无法转回原籍。此外许多民工对社会保障制度心存疑虑，担心交纳的保险金日后会收不回。
第四，基金运营屡出漏洞。社会保障基金本该坚持“专款专用”原则，但是在珠三角地区一些地方政府的巧妙操作下，农民工变成了城市社保基金的“提款机”：以农民工参保名义征缴到的巨额保险费源源不断地填充进地方社保基金，落入本地居民的口袋。同样缴纳社保金，农民工的保障待遇与本地居民却有天壤之别，甚至根本得不到保障。
如何破解历史难题
有学者提出，当前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难题不仅仅是“三农问题”，还有“四农问题”，就是“农民工问题”。笔者认为，这一提法非常正确，农民工的问题绝不能等同于农民问题，同样，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也绝不能等同于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农民工进入城镇从事有工资收入的劳动后，就由农民转化成产业工人。但是由于农民工始终徘徊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夹缝中，其身份具有特殊性、时代性，又不能简单地当作城镇的产业工人来处理其社会保障问题。
结合我国的国情，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应当沿着“分步推进，统一规划，及时并轨”的道路走下去。所谓分步推进，就是针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诉求程度，首先建立其需求最为迫切的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然后再向养老、失业和生育保险推进，这样可以减少齐头并进的经济成本和社会阻力；所谓统一规划，是指国家必须统领社会保障立法的大局，对各地的立法给予具体指导，减少差异性，增加共同点，确保各地同步发展。在此基础上实现全国农民工社会保障立法的统一，破除各自为政、壁垒森严的局面。而“及时并轨”就是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的情况下，实现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两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合并，让农民工完全享受市民待遇。这样的“三步走”战略，并非一日之功，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半个世纪才能最终实现。
原载于《社会观察》2005年第6期.
作者简介：
李凌云：法学博士生，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理事，现任教于华东政法学院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无权代理PK无权处分 表见代理行为人责任的法律界定
张生贵
法律要点：实践中经常发生诸如家庭成员内部代签合同转让财产的行为，这在法律上叫代理，根据法律规定，代理又可分为无权代理、越权代理和代理权终止后的代理。同时，在代理行为中又涉及到被代理人、代理人、相对人和第三人的主体区别，那么，发生代理行为后，在代理人、被代理人、相对人之是如何时划分责任，这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相关案例：1997年陈某居住的公房被拆迁，列入安置范围的有陈母及陈某，陈某同拆迁办签订了安置协议，并领取了相应的补偿款，按规定陈家可以回迁，陈某又同拆迁人订立了回迁回购协议，约定按优惠价回购77平，共计十八万多元，此款是陈某出资，2002年交房时陈某通过拆迁人将此房转赠给自己的女儿陈晨。2008年陈母以陈某未经其同意，在代签拆迁协议时将属于自己的房产转给陈晨，要求法院判决拆迁人同陈晨之间的合同无效，起诉事的第十天即2008年7月6日陈母病逝，陈母死亡当天其代理人向法院办理了撤诉申请，法院裁准撤诉。二十天后陈母之女继续起诉，要求确认拆迁人同陈晨之间的协议无效，一审法院以陈某无权代理为由判决合同无效。
此案的发生，争点较多，突出的问题有无权代理、无权处分、表见代理、善意取得等法律问题，还存在诉讼权的继承、行为人责任者判断及责任承担等程序问题。
法理评析：表见代理实际上是没有代理权，但表见代理人与被代理人存在某种事实足以让善意第三人认为表见代理人有代理权。如表见代理人使用盖有被代理人的图章或空白合同书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相对人签订合同时，相对人没有理由怀疑表见代理人没有代理权，与之订约。
表见代理人从根本上说是没有代理权，但被代理人的某种行为造成一种授权的假象，从而使相对人认为其有代理权，有无权代理的表见代理、越权代理的表见代理、代理权终止后的表见代理。
考察表见代理的条件，必须具备相对人在主观上为善意且无过失的主观要件，要根据客观情况推定，相对人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
原告起诉主张的是无权代理，而被告辩称表见代理，法院按代理未经追认为判理下结论，那么如何认定表见代理？法律规定，表见代理的构成应满足的两个要件（客观的和主观的）：一是客观上须有使相对人相信代理人有代理权的情形，这是构成表见代理的客观要件，具体情形包括被代理人明知行为人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而不否认的；被代理人的工作人员超越职务范围以被代理人名义从事相关的民事活动的；行为人用被代理人的合同专用章或者加盖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介绍信订立合同，被代理人不能证明是盗用或虽能证明是盗用但不能证明自己有过错的；被代理人授权范围不明确的；代理权被终止或者被限制，被代理人应当通知但未及时通知的情形。对上述客观情形是否存在，应由相对人负举证责任。二是在主观上，相对人须为善意且无过失，相对人不知无权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欠缺代理权，而且相对人的就种不知情不能归咎于他的疏忽或者懈怠，这是表见代理的主观要件。
无权代理是从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的关系为判决要件，而表见代理则从代理人与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加以认定。根据合同法第48条的规定，因无权代理而订立的合同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善意相对人享有催告权和撤销权。合同法第49条规定因表见代理而订立的合同为有效合同，那么在表见代理情况下，相对人是否也享有撤销权？对此问题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表见代理属于无益代理的一种特例，既然无权代理中的相对人享有撤销权，则表见代理中的相对人当然也享有此项权利，另一种意见认为，合同法第48条应理解为狭义的无权代理，既使无相对人确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理由，此类合同属无权代理但效力待定的合同，第49条表见代理合同则属于无权代理但合同有效。效力待定合同由被代理人追认与否确定其是否有效，故相对人有行使撤销权的可能。但对于表见代理合同，被代理人需承担表见代理的后果，且相对人订立合同的出发点正是希望该合同得到双方完全履行，所以相对人不应享有撤销权。关于表见代理的相对人是否应当享有撤销权的问题，应结合合同法第48条的规定来理解，合同法第48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务，由行为人承担责任，在此基础上，合同法第48条第2款规定了相对人对合同中的被代理人享有撤销权。相对人之所以享有撤销权，是因为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的代理关系是无权代理，在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被被代理人追认前，相对人与被代理人订立合同的意愿只具有要约的性质，既然相对人订立合同的意愿只具有要约的性质，在被代理人追认前，就有权撤销自己的要约，使他与被代理人之间的合同不能成立。与合同法第48条不同，合同法第49条规定，代理人虽然没有代理权，但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既表见代理虽然属于无权代理，但只要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事实，该代理行为应作为有权代理来看待；既然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被作为有权代理看待，代理人与相对人订立的合同就是被代理人与相对订立的有效合同。在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的情况下，相对人要行使撤销权，撤销其与被代理人的合同没有法律依据。所以，表见代理中的相对人不应享有撤销权。（人民司法2001年第9期）。
在房屋买卖这种典型的不动产交易中，物权变动有其原因，即买卖合同，相对应的是，房屋所有权的移转应成为这一原因的结果，依据房屋买卖合同所产生的法律关系是债权债务关系，其建立的基础是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原因行为的效力应受合同法调整，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等物权变动则受物权法的规制，原因行为的效力不受物权变动要件的影响。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应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
无权处分行为是指无处分权人以自己名义对他人财产所实施的处分行为，但是合同无效不能排斥善意取得的适用，也就是说当适用善意取得时虽未经权利人承认或者无处分权人订立合同后未取得处分权，但受让人仍可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在司法实践中，对这种合同无效的无权处分行为的后果，如何确定，如果财产已经交付，而受让人接受财产的，是出于善意，则受让人依据善意取得制度而取得所有权，如果受让人已经取得财产权利，则权利人可请求无处分权人赔偿损失，此时权利人则基于不当得利请求无权处分人返还相当于物之价金，这是善意取得制度的法律后果，并不是合同有效的理由，无权处分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这是指无权处分人在订立合同时对某项财产没有处分权，但在订立合同以后，由于继承、买受、受赠等原因取得了该项财产处分权，消除导致合同无效的因素，使合同有效。
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的效力，合同法第50条作了具体规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负责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代表，他们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所实施的民事行为，就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行为，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受其行为后果，如果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负责人超越其权限，与他人订立合同，其并不是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所实施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应当如何界定其效力，是应当在法律上加以规定的，否则将这样的越权行为与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所实施的行为混在一起，就会造成实践中的混乱，使交易秩序无法维持，因此合同法第50条规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组织的负责人超越权限，与相对人订立合同，如果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是超越权限的，则合同对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没有效力，如果相对人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其是越权的，则该合同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生法律约束力，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订立合同的行为是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实施的行为。适用该条的规则是：首先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负责人须是超越权限。
相对人对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行为须为善意。非为善意不得适用，确定善意的标准就是相对人与法定代表人订立合同的时候，在主观上不知行为人是超越权限，而是确信法定代表人在权限范围内进行。
张生贵 北京市天依律师事务所
李凌云
农民工是具有农村居民身份而在城镇从事工资性收入的劳动者，他们是中国传统户籍制度下的一种特殊身份标识，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和传统户籍制度严重冲突的客观结果。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也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一大课题。从对农民工一味的管理、限制和防范到对其社会保障权的正视和保护，全国及各地的立法者经过了近二十年艰难探索。如今农民工社会保障立法的社会效益已经初步显现，但是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全国立法实现突围
2004年对于农民工社会保障立法而言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从2004年1月1日起，国务院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正式开始实施，它赋予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平等地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这标志着农民工社会保障全国性立法的开端。
在此之前，全国性的社会保障立法虽然层出不穷，但其适用范围均采取对企业进行列举的方式，而未对职工作明确规定。就法理而言，其中应当包括农民工。但是，由于农民工具有不同于城镇劳动者的特殊性，这些立法没有就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特殊权益作出规定，因而事实上缺乏可操作性。而《工伤保险条例》则采取了直面问题的态度。2004年6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关于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强调各类用人单位招用的农民工均有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并对用人单位注册地与生产经营地不在同一统筹地区以及对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如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进行了详细规定。工伤保险对农民工来说再也不是一纸空文，而是实实在在的权利。
紧接着，2004年7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关于推进混合所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员参加医疗保险的意见》的文件。该文件明确要求各地劳动保障部门，把与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关系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纳入医疗保险范围。 近日， 建设部又公布了《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城镇单位聘用进城务工人员，单位和职工可缴存住房公积金。
这一连串的立法行动说明，国家对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的漠视已经彻底转向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维护，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立法在国家层面上实现突围。
地方立法各领风骚
中国的社会保障毕竟是属地化的，国家的法律法规强烈地依赖于地方的立法与实践。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地方立法肇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进入新世纪后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上海模式”是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类型。2002年9月1日，上海市政府颁布了《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用人单位全额缴费，外来农民工则享受工伤保险、住院医疗待遇及老年补贴等三项待遇。用人单位向政府指定的商业保险公司投保后，一旦外来民工发生工伤或因病住院时，就能获得相应的保险待遇。用人单位为个人累计缴费每满一年，外来农民工即可获得一份老年补贴凭证，并可在男性满60岁、女性满50岁时，到户籍所在地的商业保险公司约定的机构一次性兑现。截至2004年底，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的参保人数为209.4万，约占全市外来人员的2/3，有9200多人获工伤保险待遇，其中最高一次性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为44.6万元。
同属于“上海模式”的另一个典型是成都。2003年初，成都市出台《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综合社会保险暂行办法》，要求用人单位按照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实际收入的14.5%，非城镇户籍从业人员按照本人实际收入的5.5%来缴纳综合社会保险费。这项社保政策也考虑到了与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衔接。在此之前参加了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可以按规定转为综合保险，而非城镇户籍在转成城镇户籍后，也可以由综合保险转为城镇职工社会保险。
与“上海模式”实行综合保险不同的是“北京模式”，它建立的是专项保险。北京市于2001年8月颁布了《北京市农民工养老保险暂行办法》，要求用人单位必须为农民工办理养老保险手续。规定农民工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时,经本人同意,农民工可一次性领取养老金,并终止其养老保险关系。
同属于“北京模式”的还包括深圳、厦门、珠海、广西等地。
2001年，深圳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条例》，外来人员只要累计缴满15年的社会养老保险费，并达到退休年龄，就可以像本地户口的员工一样享受按月领取养老金的退休待遇。
1997年厦门市推出了《外来从业人员住院医疗保险暂行管理办法》住院医疗保险费由用人单位按上年度全市社会平均工资总额的4％为外来从业人员缴纳，个人不缴纳。珠海也于2001年8月颁布了《珠海市外来劳务人员大病医疗保险暂行办法》。
2003年1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通过《失业保险办法》，明确把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临时工等纳入社会失业保险范畴，正式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最多可领取24个月失业保险金。农民合同制工人失业后，由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给其支付一次性生活补助，缴费时间每满１年按当地失业保险金的发放标准发1个月生活补助，最长不超过12个月。进城务工就业的农民按规定缴纳失业保险费的，同样可按规定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如果说“上海模式”和“北京模式”是面向当地全体农民工建立的社会保障主渠道，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实行的针对特殊群体的特定风险而实行的商业保险，就成为有益的补充。2004年7月1日起，上海市推出的家政服务综合保险具有社会公益意义的商业保险，年保费为30元，最高赔付额为10万元。如从事家政服务的保姆发生意外伤害身故的，可获最高保险金额。
2004年8月1日起，北京市建委出台了《北京市施工人员意外伤害保险办法（试行）》，要求建设单位将保险费全额交付施工单位，施工单位（总承包单位）依法为施工现场的施工作业人员和工程管理人员办理施工人员意外伤害保险。保险以工程项目或单项工程为单位投保，保险期限自建设工程开工之日起至竣工验收合格之日为止。办法出台以后新开工的项目，施工单位必须办理施工人员意外伤害保险，否则到建委也办不了开工证。
上文提到的只是各地农民工社会保障立法的“代表作”，事实上，各地已经出台的或是正在酝酿的相关立法远不只这些，其复杂程度也不是用几大模式能够简单概括的。综观全国，各地农民工社会保障立法呈现出“四个并存”的特点，即综合保险与专项保险并存、市民待遇与差别待遇并存、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并存、整体保障与特殊群体保障并存。任何一个地方的农民工社会保障立法都是对上述立法向度的排列组合，因而各地的立法实际上是千差万别、极其复杂的。比如，上海是综合保险、差别待遇、商业保险、整体保障与特殊群体保障的混合物，而深圳是专项保险、市民待遇、社会保险与整体保障的结合体。这都充分体现了各地对农民工社会保险的不同判断。各地异彩纷呈的立法，一方面是践行国家立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为国家的新一轮立法积累了足够的地方经验。
走入困境的农民工社会保障
总体而言，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立法处于初创时期，很不完善。
第一，全国立法少，地方立法多。而在地方立法中，地方法规少，多是地方行政性规章或是其他规范性文件，层次低、效力弱，政策性强，稳定性差。
第二，全国立法与地方立法之间，各地方立法之间相互冲突。各地的险种设置、缴费主体、缴费比例、享受方式以及享受标准都不尽一致，因而纵向上不贯通、横向上不协调。这样的立法无法满足农民工在各地流动又能实现社会保障连续性的梦想。
第三，各地农民工社会保障立法实行的效果并不理想，其中突出的问题是“参保率低、退保率高、无法转移”。无论是在实行市民待遇的深圳、海南，还是在实行差别待遇的北京，普遍存在农民工社会保险收缴率低的问题。一方面因为外来人员本身觉得缴费年限不可能达到法律规定的享受条件，因而不愿承担缴费的义务同时也放弃受益的权利；另一方面，企业为了降低用工成本自然也不愿意缴纳或不愿意足额缴纳。实际上大多数打工者仍然游离于社会保险的“安全网”之外。据统计，北京市流动人口参加养老保险的仅有30万人，深圳市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为223.57万人，还不到农民工的一半。而深圳每年春节前后都有十几万的农民工办理退保手续，主要是因为目前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只覆盖城镇户籍人员，广大农村户籍的外来工一旦离开深圳，其养老保险个人帐户无法转回原籍。此外许多民工对社会保障制度心存疑虑，担心交纳的保险金日后会收不回。
第四，基金运营屡出漏洞。社会保障基金本该坚持“专款专用”原则，但是在珠三角地区一些地方政府的巧妙操作下，农民工变成了城市社保基金的“提款机”：以农民工参保名义征缴到的巨额保险费源源不断地填充进地方社保基金，落入本地居民的口袋。同样缴纳社保金，农民工的保障待遇与本地居民却有天壤之别，甚至根本得不到保障。
如何破解历史难题
有学者提出，当前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难题不仅仅是“三农问题”，还有“四农问题”，就是“农民工问题”。笔者认为，这一提法非常正确，农民工的问题绝不能等同于农民问题，同样，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也绝不能等同于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农民工进入城镇从事有工资收入的劳动后，就由农民转化成产业工人。但是由于农民工始终徘徊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夹缝中，其身份具有特殊性、时代性，又不能简单地当作城镇的产业工人来处理其社会保障问题。
结合我国的国情，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应当沿着“分步推进，统一规划，及时并轨”的道路走下去。所谓分步推进，就是针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诉求程度，首先建立其需求最为迫切的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然后再向养老、失业和生育保险推进，这样可以减少齐头并进的经济成本和社会阻力；所谓统一规划，是指国家必须统领社会保障立法的大局，对各地的立法给予具体指导，减少差异性，增加共同点，确保各地同步发展。在此基础上实现全国农民工社会保障立法的统一，破除各自为政、壁垒森严的局面。而“及时并轨”就是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的情况下，实现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两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合并，让农民工完全享受市民待遇。这样的“三步走”战略，并非一日之功，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半个世纪才能最终实现。
原载于《社会观察》2005年第6期.
作者简介：
李凌云：法学博士生，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理事，现任教于华东政法学院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无权代理PK无权处分 表见代理行为人责任的法律界定
张生贵
法律要点：实践中经常发生诸如家庭成员内部代签合同转让财产的行为，这在法律上叫代理，根据法律规定，代理又可分为无权代理、越权代理和代理权终止后的代理。同时，在代理行为中又涉及到被代理人、代理人、相对人和第三人的主体区别，那么，发生代理行为后，在代理人、被代理人、相对人之是如何时划分责任，这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相关案例：1997年陈某居住的公房被拆迁，列入安置范围的有陈母及陈某，陈某同拆迁办签订了安置协议，并领取了相应的补偿款，按规定陈家可以回迁，陈某又同拆迁人订立了回迁回购协议，约定按优惠价回购77平，共计十八万多元，此款是陈某出资，2002年交房时陈某通过拆迁人将此房转赠给自己的女儿陈晨。2008年陈母以陈某未经其同意，在代签拆迁协议时将属于自己的房产转给陈晨，要求法院判决拆迁人同陈晨之间的合同无效，起诉事的第十天即2008年7月6日陈母病逝，陈母死亡当天其代理人向法院办理了撤诉申请，法院裁准撤诉。二十天后陈母之女继续起诉，要求确认拆迁人同陈晨之间的协议无效，一审法院以陈某无权代理为由判决合同无效。
此案的发生，争点较多，突出的问题有无权代理、无权处分、表见代理、善意取得等法律问题，还存在诉讼权的继承、行为人责任者判断及责任承担等程序问题。
法理评析：表见代理实际上是没有代理权，但表见代理人与被代理人存在某种事实足以让善意第三人认为表见代理人有代理权。如表见代理人使用盖有被代理人的图章或空白合同书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相对人签订合同时，相对人没有理由怀疑表见代理人没有代理权，与之订约。
表见代理人从根本上说是没有代理权，但被代理人的某种行为造成一种授权的假象，从而使相对人认为其有代理权，有无权代理的表见代理、越权代理的表见代理、代理权终止后的表见代理。
考察表见代理的条件，必须具备相对人在主观上为善意且无过失的主观要件，要根据客观情况推定，相对人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
原告起诉主张的是无权代理，而被告辩称表见代理，法院按代理未经追认为判理下结论，那么如何认定表见代理？法律规定，表见代理的构成应满足的两个要件（客观的和主观的）：一是客观上须有使相对人相信代理人有代理权的情形，这是构成表见代理的客观要件，具体情形包括被代理人明知行为人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而不否认的；被代理人的工作人员超越职务范围以被代理人名义从事相关的民事活动的；行为人用被代理人的合同专用章或者加盖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介绍信订立合同，被代理人不能证明是盗用或虽能证明是盗用但不能证明自己有过错的；被代理人授权范围不明确的；代理权被终止或者被限制，被代理人应当通知但未及时通知的情形。对上述客观情形是否存在，应由相对人负举证责任。二是在主观上，相对人须为善意且无过失，相对人不知无权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欠缺代理权，而且相对人的就种不知情不能归咎于他的疏忽或者懈怠，这是表见代理的主观要件。
无权代理是从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的关系为判决要件，而表见代理则从代理人与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加以认定。根据合同法第48条的规定，因无权代理而订立的合同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善意相对人享有催告权和撤销权。合同法第49条规定因表见代理而订立的合同为有效合同，那么在表见代理情况下，相对人是否也享有撤销权？对此问题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表见代理属于无益代理的一种特例，既然无权代理中的相对人享有撤销权，则表见代理中的相对人当然也享有此项权利，另一种意见认为，合同法第48条应理解为狭义的无权代理，既使无相对人确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理由，此类合同属无权代理但效力待定的合同，第49条表见代理合同则属于无权代理但合同有效。效力待定合同由被代理人追认与否确定其是否有效，故相对人有行使撤销权的可能。但对于表见代理合同，被代理人需承担表见代理的后果，且相对人订立合同的出发点正是希望该合同得到双方完全履行，所以相对人不应享有撤销权。关于表见代理的相对人是否应当享有撤销权的问题，应结合合同法第48条的规定来理解，合同法第48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签订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务，由行为人承担责任，在此基础上，合同法第48条第2款规定了相对人对合同中的被代理人享有撤销权。相对人之所以享有撤销权，是因为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的代理关系是无权代理，在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被被代理人追认前，相对人与被代理人订立合同的意愿只具有要约的性质，既然相对人订立合同的意愿只具有要约的性质，在被代理人追认前，就有权撤销自己的要约，使他与被代理人之间的合同不能成立。与合同法第48条不同，合同法第49条规定，代理人虽然没有代理权，但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既表见代理虽然属于无权代理，但只要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事实，该代理行为应作为有权代理来看待；既然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被作为有权代理看待，代理人与相对人订立的合同就是被代理人与相对订立的有效合同。在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的情况下，相对人要行使撤销权，撤销其与被代理人的合同没有法律依据。所以，表见代理中的相对人不应享有撤销权。（人民司法2001年第9期）。
在房屋买卖这种典型的不动产交易中，物权变动有其原因，即买卖合同，相对应的是，房屋所有权的移转应成为这一原因的结果，依据房屋买卖合同所产生的法律关系是债权债务关系，其建立的基础是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原因行为的效力应受合同法调整，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等物权变动则受物权法的规制，原因行为的效力不受物权变动要件的影响。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应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
无权处分行为是指无处分权人以自己名义对他人财产所实施的处分行为，但是合同无效不能排斥善意取得的适用，也就是说当适用善意取得时虽未经权利人承认或者无处分权人订立合同后未取得处分权，但受让人仍可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在司法实践中，对这种合同无效的无权处分行为的后果，如何确定，如果财产已经交付，而受让人接受财产的，是出于善意，则受让人依据善意取得制度而取得所有权，如果受让人已经取得财产权利，则权利人可请求无处分权人赔偿损失，此时权利人则基于不当得利请求无权处分人返还相当于物之价金，这是善意取得制度的法律后果，并不是合同有效的理由，无权处分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这是指无权处分人在订立合同时对某项财产没有处分权，但在订立合同以后，由于继承、买受、受赠等原因取得了该项财产处分权，消除导致合同无效的因素，使合同有效。
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的效力，合同法第50条作了具体规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负责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代表，他们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所实施的民事行为，就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行为，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受其行为后果，如果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负责人超越其权限，与他人订立合同，其并不是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所实施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应当如何界定其效力，是应当在法律上加以规定的，否则将这样的越权行为与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所实施的行为混在一起，就会造成实践中的混乱，使交易秩序无法维持，因此合同法第50条规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组织的负责人超越权限，与相对人订立合同，如果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是超越权限的，则合同对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没有效力，如果相对人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其是越权的，则该合同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生法律约束力，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订立合同的行为是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实施的行为。适用该条的规则是：首先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负责人须是超越权限。
相对人对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行为须为善意。非为善意不得适用，确定善意的标准就是相对人与法定代表人订立合同的时候，在主观上不知行为人是超越权限，而是确信法定代表人在权限范围内进行。
张生贵 北京市天依律师事务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