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布《国土资源信息核心元数据标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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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国土资源信息核心元数据标准》的通知
国土资源部文件
国土资发〔2003〕2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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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国土资源信息核心元数据标准》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厅（国土环境资源厅、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规划和国土资源局）、计划单列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解放军土地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土资源局、部直属单位：
《国土资源信息核心元数据标准》推荐性行业标准，已由我部组织专家审查通过，标准代号为：TD/T1016-2003《国土资源信息核心元数据标准》，现予发布，并于二○○三年五月一日起实施。
制定国土资源信息元数据标准，是信息资源管理、共享及国土资源数据交换网络建设的基础，对于实现国土资源信息服务的社会化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长期维护和不断完善《国土资源信息核心元数据标准》，是国土资源信息化建设的基础工作。在实施该标准的过程中，如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请及时与部国际合作与科技司联系。
联系人：文 波
联系电话：010—66558423
二○○三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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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科诉华为谈起—对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重新审视
杨晖 马宁
全球从事信息产业的人士都在关注这样一个事件：思科公司正式起诉中国华为公司及其美国的分公司，要求华为停止侵犯思科的知识产权。然而，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思科诉华为，意在行知识产权之名，继续维持其市场垄断地位。关注思科诉华为，不仅仅是因为它拉开了本世纪中美知识产权新一轮较量的序幕，更重要的是，在知识产权华丽的维权外表下，中国——一个技术欠发达的国家，需要重新审视知识产权的意义。
一、 面对来势汹涌的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浪潮，中国的法律滞后进一步暴露
曾几何时，国人尚在自我感叹：在知识产权的保护领域，我们仅用二十几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路程，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不知道这样的评价是否值得称赞，其实在一些国人的头脑中已形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势：在知识产权这个神坛上，发达国家的绝对领导权是不可动摇的，对于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只能俯首称臣。于是中国不得不与美国一次又一次的谈判，一遍又一遍的依照所谓的国际条约、惯例修改本国的知识产权法来提高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然而，当我们还没来得及为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与Trips协定基本一致感到庆幸时，思科诉华为、丰田诉吉利等一系列的跨国公司对我国企业的控诉就如同给我们当头一棒，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知识产权的含义和审视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
知识产权就其本质而言是私权，同任何其他民事权利一样，知识产权也存在滥用的问题。从现实层面看，当今社会知识产权已经成了发达国家重新维持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的重要手段，随着各国关税壁垒的逐步拆除和世界统一市场的逐步形成，知识产权制度将会更加受到各国的重视。知识产权不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正如国际知识产权委员会的研究报告指出的：“我们就知道知识产权的规则是政治经济的产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受知识产权保护产品的贫穷进口国，只能从相对较弱的水平进行谈判。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着根本的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最终是由相对经济实力来决定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不能对知识产权的滥用作出立法规制，就连反映发达国家利益的Trips协定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在后Trips协定的条件下对知识产权政策维持某种程度的国内控制的法律基础”，也为在成员国内层次上采取不同的具体措施提供了空间（见协定第7、8条）。反观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立法，显然是没有充分利用Trips协定中的这几条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条款，突出表现在没有制定反垄断法，相配套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由于其立法宗旨和适用范围上的先天缺陷也无法对市场竞争中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作出有力的规制。就连知识产权的内部立法也过分倾向权利人的利益，使权利滑向了滥用的深渊。这种立法失衡现象已对我国企业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一方面，正是因为没有反垄断法，微软虽然在美国、欧盟、台湾、日本等地相继遭到垄断指控，在我国却安然无恙，即使已经存在垄断市场，滥用权利的事实；也正是因为没有反垄断法，当思科起诉华为时，华为就失去了在“主战场”以反垄断为由进行还击的机会。另一方面，与反垄断法互为补充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定位”上却发生了偏差，更侧重于对知识产权进行“兜底”保护，而没有确立限制知识产权的立法思想，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笔者认为，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也需要“与时俱进”，将调整重心转到对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上，对知识产权滥用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加以规制，以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总之，完整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就应该包括防止权利滥用的制度，以确保知识产权这一垄断权的行使不背离法律设定它的初衷。
二、 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在法律移植方面的片面性
中国知识产权制度从零开始，以超乎寻常的发展速度迅速完成了所谓的与“国际接轨”。然而当我们头脑冷静下来，就会发现在权利大国的“威逼利诱”下发展的知识产权，天生就不具有限制权利滥用的免疫力。我们的政府过于强调宣传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的重要性，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要怎样保护别人的知识产权，而对权利大国的知识产权法中对权利的限制却没有学来。既然是学习，为什么不全面的借鉴，把国外的反垄断法也搬过来呢；既然是“接轨”，就应该“接轨”的严丝合缝才对。 对知识产权领域给予强大保护有可能产生的反作用，至少在工业化国家可以通过反垄断法得到减轻，然而在缺少这种法律的中国并不总是能产生相同的效果（微软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思科诉华为，考量的是我们对知识产权的恰当理解。纵观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的运用，可谓“恰当好处”。一方面，在国内，根据本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力求最大程度的发挥知识产权的激励创新作用，同时注重对权利的限制。另一方面，在国际上，费劲心思将自己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强加给发展中国家，全然不顾后者的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也不提甚至反对对知识产权施加过多的限制，并且将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挂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幌子下推进自己的知识产权战略，为国内的知识产权人谋取最大的垄断利润。借助这种双重标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便得以保持其在国际上的技术垄断地位。许多跨国公司更是将知识产权作为获取最大利益，打击竞争对手的有利工具。近来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一系列跨国公司对我国的民族企业的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就很有利的证明了这一点。更加讽刺的是，某些发达国家竭力推行知识产权保护国际统一化的同时，却在国内高筑知识产权壁垒，以阻止他国的产品冲击本国市场，如美国关税法与1988年综合贸易竞争法中的301、201、337、406等条款。这反映了国内贸易保护主义仍是当今世界不可小视的因素，并有抬头的趋势，也使得我们对国际贸易环境中的不利因素有了更清楚的认识。由此可以看出，知识产权制度是有国界的，那种盲目跟随某些超级大国的知识产权观念走的做法不仅幼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也是极为不利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建立在对权利的盲目崇拜基础上而制造出来的“独角兽”比没有这种“怪物”更可怕。如果出发点就是错误的，那么跑的越快，离正确目标就越远。
三、 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实证研究极度匮乏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知识产权就是维护一国、一企业利益的工具，而在中国却似乎缺乏这样的认识。过于注重理论上的研究而忽略了实战分析，就象空拿着从国外学来的“半部”圣经，却不知如何唱赞美诗。当我们的企业在同IT巨头签定“私有协议”时，当我们的网络用户在使用公开“标准”时，当生产线上组装DVD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些都是预埋在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国外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前，通常采取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权先行的战略，抢先申请专利，以缩小我国企业自主开发技术的空间，从而消除竞争对手。更让人惊奇的是，许多本属我国的专利却在境外被人抢先申请，突出表现在传统中草药上。据介绍，这些专利产品的销售已达到了10亿美元。除了抢先申请专利之外，更有一些跨国公司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策略，先等待我国的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再运用知识产权这个工具来收取许可使用费或索取赔偿。微软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其总裁比尔盖茨就曾公开宣称，就是要培养中国用户使用其盗版软件，等待时机成熟再向我国企业索取赔偿。微软诉亚都就是其最先的尝试。近年来微软又在全国各地委托代理人向使用其盗版软件的企业进行诉讼威胁，而大多数企业只能选择私下和解，代价就是乖乖的支付一笔“补偿金”。6C、9C联盟向中国DVD生产厂商索要巨额使用费与微软的做法如出一辙。姑且不论这种做法是否符合商业道德，但它是合法的，是知识产权战略的体现。而我们的企业却没有做好知识产权的实战准备，在进入相关市场之前没有对竞争对手的知识产权战略进行分析，也没有对当地法律环境进行调查，在缺乏有效的预警机制的条件下，我们的企业就极易落入别人精心设计的陷阱。因此要想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成长壮大，就必须加强知识产权的实务研究，学会利用“游戏规则”。
另外，我们的政府无疑是企业的坚强后盾，政府应该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实证研究。利益是有国界的，政府在制定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时，考虑国际公约、惯例是有必要的，但不能被其束缚住手脚。通常公约都是各国妥协的产物，我们应该抓住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在可能的范围内发展适合我国现行经济体制的知识产权。在国外，任何一个政策和法律的修改，其背后有大量的实际调查报告支持，这样的立法成果才能真正维护本国的利益。思科诉华为，也是对中国政府的考验，如果没有对知识产权的恰当理解，没有对知识产权的实证研究，恐怕我们的政府是不会信心十足的讲话的。
四、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重新定位
知识产权既非“灵丹妙药”，亦非“洪水猛兽”，其作为一项法律制度而存在，是一种利益平衡机制。从本质上，知识产权制度调整的是知识生产者与社会公众之间对知识产权受益与使用的利益分配。发达国家知识产权的发展史表明知识产权法始终在努力为两者寻求一个“阿基米德支点”，以达到一种“双赢”的妥协。然而，自80年代以来，知识产权国际化的步伐日益加快，我国的知识产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发达国家施加的压力，国家主权受到削弱。在这种大环境下，我们就要及时调整战略布局，以适应新时期的需要。笔者认为，我国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在涉外知识产权争端中不应过于依赖ＷＴO争端解决机制。虽然Trips协议规定了从实体到程序的比较完善的机制来协调国际知识产权争端，但问题的最终解决是靠一国的综合实力决定的。发展中国家即使通过WTO获得了一个有利于自己的裁决，但由于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在技术强国不履行裁决时，往往无力实行被允许的“贸易报复”。况且，将争议提交WTO争端解决机制需要耗费很长时间，而其间国内产业很可能遭受严重损害。此外，在Trips协定中，发展中国家做出很大努力争取来的对知识产权的限制条款，如第8条第2款，第40条的规定，在发达国家贸易制裁的威胁下，也不敢轻易运用，从而使这些条款失去了意义。实际上自Trips协议生效以来，也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能有效运用上述条款对发达国家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规制。因此我国要利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来维护本国的知识产权利益。
其次，要在知识产权国际立法领域争取主动权。欧盟、美国近年来把Trips协议丢在一边，继续扩大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如对数据库、域名的国内立法），另起炉灶，企图构建一个完全由其主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讯息，它预示着发达国家又在制造一个对发展中国家“讨债”的“吸血鬼”。对此，我国在将来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应该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聚集力量，为自己争取更有利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另外，我国还应积极倡导加强对传统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制定完全拥有自主权的“标准”，以此来制衡所谓的国际标准。值得称赞的是，我国正在起草的民法典知识产权部分拟将中国拥有传统优势的知识产权领域如地理标志、生物多样化、民间文学和传统中草药纳入保护范围。在尚未达成国际一致的情况下先在国内法中自行保护，也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尝试，可以有力维护我国的利益。应该适时把这一立法成果国际化。
再次，从行政、立法、司法三方面加快知识产权制度的改革。在行政方面，可以借鉴美国、日本的做法，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战略机构，制定宏观政策，加强物质利益的激励作用，以引导我国知识产权的发展，利用国家资源加快我国知识产权创新，为企业保驾护航，这在入世初期我国企业面临跨国公司的强力挑战下显得尤为必要。当然，最关键的还是我国企业自身要发展自主知识产权，不要盲目引进外国的技术，减少对其的依赖。在立法方面，注意保持权利人与使用人之间利益的协调，在确实发挥立法的激励作用的前提下，也要进一步规定对知识产权的合理使用与法定限制，使知识产权不致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在司法方面，注意培养法官的衡平意识。因为知识产权法毕竟是激励法，其对权利人的限制规定的比较概括，需要法官在个案中仔细斟酌，把利益衡量引入到知识产权案件的实际审判中。权利限制的条款如果不能在实践中得到有效的应用，就极易使知识产权偏离正确的轨道。这一点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尤为欠缺。法律固然是中立，但是我们的法官也应该明白他们是为中国利益服务的，而不是“国际正义”的守护神。
（作者简介：杨晖，女；马宁，男，上海大学法学院2002级硕士研究生，e-mail:
johnson80528@yahoo.com.cn）
声明：读者如需引用本文，请与作者联系，取得作者书面同意后方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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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published in 《electronics intellectual property》，2003/7
甘肃省人民政府
《甘肃省实施〈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办法》
甘肃省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征收与管理，促进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和保护，根据国务院《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开采矿产资源，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必须依照《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和本办法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
第三条 省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和省财政部门是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征收主管部门。具体征收管理工作由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负责。未设立独立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的市（地、州）、县（市、区）的征收工作，由省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指定的部门征收。
省、市（地、州）、县（市、区）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对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征收实行分级管理。各级征收部门接受同级财政部门和上级征收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四条 采矿权人为矿产资源补偿费的纳费人。各类采矿单位和个人在办理采矿许可证的同时，应向登记发证部门办理缴费登记手续，并交纳登记费。企业缴纳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列入管理费用。
第二章 征收与缴纳
第五条 矿区在县（市、区）行政区域内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由矿区所在地的县（市、区）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负责征收。
矿区范围跨行政区域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由所涉及行政区域的共同上一级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负责征收。
中央、省属重点矿山企业由省地矿行政管理部门统一征收或由其委托市（地、州）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征收。
第六条 采矿权人应缴纳的矿产资源补偿费，按《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对各矿种所确定的征收费率和计算方式计算。
第七条 采矿权人直接销售原矿的，按原矿销售收入计缴矿产资源补偿费；
采矿权人对其开采的矿石自行选矿并销售选矿精矿产品的，按精矿销售收入计缴矿产资源补偿费；
采矿权人实行采矿、选矿、冶炼一体化并销售最终产品的，可按其选矿精矿的当时当地市场平均价格计算销售收入，计缴矿产资源补偿费，如属国家实行定价的，按国家规定的价格计征；
采矿权人对其开采的矿石自行（选矿除外）加工、制造并销售最终产品的，根据其消耗原矿的数量按照其原矿的当时当地的市场平均价格计缴矿产资源补偿费，但下列情况按最终产品销售收入计征：
（1）采矿权人开采砖瓦粘土、砂岩并自行烧制和销售砖瓦的，按砖瓦销售收入的1％计缴矿产资源补偿费；
（2）采矿权人开采制灰用灰岩并自行烧制和销售石灰的，按石灰销售收入的1％计缴矿产资源补偿费；
（3）采矿权人开采矿泉水并自行加工、销售的，按矿泉水销售收入的2％计征矿产资源补偿费。
第八条 核定开采回采率和实际回采率的考核，按《甘肃省矿山企业“三率”指标监督管理暂行规定》执行。
应当核定而未核定开采回采率或未计算实际开采回采率的，其开采回采率系数按1．5计算。
难以按规定计算开采回采率的，其开采回采率系数暂按1计算。
第九条 矿产资源补偿费由采矿权人在矿产品销售后规定时间内缴纳，其具体缴纳时间由管辖的征收部门根据纳费额大小确定。
采矿权人应于每年7月31日前，缴清上半年的矿产资源补偿费，于下一年度1月31日前，缴清上一年度半年的矿产资源补偿费。
第十条 采矿权人在中止或终结采矿活动时，应当结清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
采矿权人在依法办理闭坑手续后，从批准闭坑之日起停止计征矿产资源补偿费。
第十一条 矿产资源补偿费由采矿权人向管辖的征收部门缴纳。
采矿权人在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时，应当详实填报由省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统一印制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缴纳申报表”一式3份，经征收部门审查核定后，采矿权人和征收部门各自留存1份，报省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1份备查。
第十二条 征收部门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必须使用由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缴款单”，有银行帐户的采矿权人以银行划拨方式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无银行帐户的采矿权人，以现金形式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
第十三条 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所征收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必须按《国家金库条例实施细则》办理缴库手续。
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对采矿权人加收滞纳金，处以罚款，须使用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没款专用收据。收缴的滞纳金和罚没收入，须按《关于对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实行预算管理的规定》办理缴库手续。
任何部门和个人对所征收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罚没收入和滞纳金，不得截留、坐支、挪用和私分。
第十四条 各级征收部门应对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情况定期进行汇总、统计，填报“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统计报表”，逐级上报，同时抄送同级财政部门。
第十五条 本省从国家分成所得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其使用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财政主管部门、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和计划主管部门共同制定，报省政府批准后施行。
第三章 免缴、减缴
第十六条 凡具有《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情况之一的，采矿权人可以申请免缴或减缴矿产资源补偿费。
采矿权人申请免缴、减缴矿产资源补偿费，应在每年1月底前就本年度免缴、减缴矿产资源补偿费的理由、期限及减缴幅度等情况，如实填报省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统一印制的“免缴、减缴矿产资源补偿费申请表”，一式4份报管辖征收部门。
第十七条 征收部门在收到采矿权人免缴、减缴申请表后的15日内，会同同级财政部门，提出审核意见，报送省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
省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自收到征收部门审核意见30日内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对采矿权人的申请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对减缴额超过应缴额50％的申请，省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凡经批准免缴、减缴矿产资源补偿费的申请，由省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复制后报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和国务院财政部门。
第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对采矿权人免缴、减缴的申请作出的是否批准的决定，由省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以书面形式通知征收部门，同时抄送采矿权人。
采矿权人免缴、减缴矿产资源补偿费的申请，自批准之日起生效。免缴、减缴的期限和减缴幅度按批准的期限和幅度执行。
第四章 监督与检查
第十九条 征收部门为确定采矿权人提交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申报表”是否真实，有权检查、取录采矿权人计算矿产资源补偿费所必需的原始单据、票据、会计帐目等有关资料。
征收部门有权进入现场检查矿山企业的经营场所和矿产品，并取得有关数据资料。采矿权人应接受检查监督，如实提供所需的资料和反映情况，不得拒绝和隐瞒。征收部门有责任为被检查的采矿权人保密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条 对于依法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成绩显著的征收部门和个人，由省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给予奖励。
奖励所需资金，由省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在年度矿产资源管理经费中作出安排。
第二十一条 采矿权人违反《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及本办法的规定，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征收主管部门按照《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分别给予责令限期缴纳、责令限期报送、加收滞纳金或罚款的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由采矿许
可证颁发机关吊销采矿许可证：
（一）在规定期限内未足额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的；
（二）未按征收部门责令限期内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和滞纳金的；
（三）伪报矿种，隐匿产量、销售数量或者伪报销售价格、实际开采回采率，不缴或少缴矿产资源补偿费的；
（四）未按规定在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同时提交矿产资源补偿费申报表的；
（五）在征收部门责令限期内不报送有关资料的。
第二十二条 对无证采矿的单位和个人，除按照《矿产资源法》和《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有关规定给予处罚之外，还可处以按矿产资源损失情况计算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的2倍的罚款。
第二十三条 征收主管部门对违反《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和本办法规定的采矿权人，按《违反矿产资源法规行政处罚办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处罚。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自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的上级主管部门申请复议；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采矿权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五条 征收部门或执征人员违反《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和本办法的规定，对采矿权人不征、免征、减征矿产资源补偿费的，追究征收部门责任人员和主要负责人的行政责任。
第二十六条 征收部门或执征人员违反《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第十条和本实施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或采用伪造、涂改票据的方法，截留、挪用、坐支、私分征收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和罚没款的，或在征收中以权谋私、收受贿赂的，视情节轻重，分别对主要领导和责任人给予
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施行之日前已建的国有矿山企业，凡经省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批准，待履行采矿补登记手续的，应当向征收机关办理缴费注册登记手续，并按照本办法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施行前省、市（地、州）、县（市、区）政府及有关主管部门发布的规章及行政性文件的内容凡与本实施办法相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省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与国务院《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同时执行。原省地质矿产局、省财政厅、省建行联合印发的甘地发（89）079号《甘肃省征收乡镇集体企业和个体采矿采掘管理费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1995年1月19日
杨晖 马宁
全球从事信息产业的人士都在关注这样一个事件：思科公司正式起诉中国华为公司及其美国的分公司，要求华为停止侵犯思科的知识产权。然而，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思科诉华为，意在行知识产权之名，继续维持其市场垄断地位。关注思科诉华为，不仅仅是因为它拉开了本世纪中美知识产权新一轮较量的序幕，更重要的是，在知识产权华丽的维权外表下，中国——一个技术欠发达的国家，需要重新审视知识产权的意义。
一、 面对来势汹涌的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浪潮，中国的法律滞后进一步暴露
曾几何时，国人尚在自我感叹：在知识产权的保护领域，我们仅用二十几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路程，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不知道这样的评价是否值得称赞，其实在一些国人的头脑中已形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势：在知识产权这个神坛上，发达国家的绝对领导权是不可动摇的，对于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只能俯首称臣。于是中国不得不与美国一次又一次的谈判，一遍又一遍的依照所谓的国际条约、惯例修改本国的知识产权法来提高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然而，当我们还没来得及为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与Trips协定基本一致感到庆幸时，思科诉华为、丰田诉吉利等一系列的跨国公司对我国企业的控诉就如同给我们当头一棒，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知识产权的含义和审视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
知识产权就其本质而言是私权，同任何其他民事权利一样，知识产权也存在滥用的问题。从现实层面看，当今社会知识产权已经成了发达国家重新维持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的重要手段，随着各国关税壁垒的逐步拆除和世界统一市场的逐步形成，知识产权制度将会更加受到各国的重视。知识产权不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正如国际知识产权委员会的研究报告指出的：“我们就知道知识产权的规则是政治经济的产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受知识产权保护产品的贫穷进口国，只能从相对较弱的水平进行谈判。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着根本的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最终是由相对经济实力来决定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不能对知识产权的滥用作出立法规制，就连反映发达国家利益的Trips协定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在后Trips协定的条件下对知识产权政策维持某种程度的国内控制的法律基础”，也为在成员国内层次上采取不同的具体措施提供了空间（见协定第7、8条）。反观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立法，显然是没有充分利用Trips协定中的这几条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条款，突出表现在没有制定反垄断法，相配套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由于其立法宗旨和适用范围上的先天缺陷也无法对市场竞争中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作出有力的规制。就连知识产权的内部立法也过分倾向权利人的利益，使权利滑向了滥用的深渊。这种立法失衡现象已对我国企业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一方面，正是因为没有反垄断法，微软虽然在美国、欧盟、台湾、日本等地相继遭到垄断指控，在我国却安然无恙，即使已经存在垄断市场，滥用权利的事实；也正是因为没有反垄断法，当思科起诉华为时，华为就失去了在“主战场”以反垄断为由进行还击的机会。另一方面，与反垄断法互为补充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定位”上却发生了偏差，更侧重于对知识产权进行“兜底”保护，而没有确立限制知识产权的立法思想，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笔者认为，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也需要“与时俱进”，将调整重心转到对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上，对知识产权滥用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加以规制，以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总之，完整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就应该包括防止权利滥用的制度，以确保知识产权这一垄断权的行使不背离法律设定它的初衷。
二、 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在法律移植方面的片面性
中国知识产权制度从零开始，以超乎寻常的发展速度迅速完成了所谓的与“国际接轨”。然而当我们头脑冷静下来，就会发现在权利大国的“威逼利诱”下发展的知识产权，天生就不具有限制权利滥用的免疫力。我们的政府过于强调宣传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的重要性，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要怎样保护别人的知识产权，而对权利大国的知识产权法中对权利的限制却没有学来。既然是学习，为什么不全面的借鉴，把国外的反垄断法也搬过来呢；既然是“接轨”，就应该“接轨”的严丝合缝才对。 对知识产权领域给予强大保护有可能产生的反作用，至少在工业化国家可以通过反垄断法得到减轻，然而在缺少这种法律的中国并不总是能产生相同的效果（微软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思科诉华为，考量的是我们对知识产权的恰当理解。纵观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的运用，可谓“恰当好处”。一方面，在国内，根据本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力求最大程度的发挥知识产权的激励创新作用，同时注重对权利的限制。另一方面，在国际上，费劲心思将自己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强加给发展中国家，全然不顾后者的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也不提甚至反对对知识产权施加过多的限制，并且将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挂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幌子下推进自己的知识产权战略，为国内的知识产权人谋取最大的垄断利润。借助这种双重标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便得以保持其在国际上的技术垄断地位。许多跨国公司更是将知识产权作为获取最大利益，打击竞争对手的有利工具。近来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一系列跨国公司对我国的民族企业的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就很有利的证明了这一点。更加讽刺的是，某些发达国家竭力推行知识产权保护国际统一化的同时，却在国内高筑知识产权壁垒，以阻止他国的产品冲击本国市场，如美国关税法与1988年综合贸易竞争法中的301、201、337、406等条款。这反映了国内贸易保护主义仍是当今世界不可小视的因素，并有抬头的趋势，也使得我们对国际贸易环境中的不利因素有了更清楚的认识。由此可以看出，知识产权制度是有国界的，那种盲目跟随某些超级大国的知识产权观念走的做法不仅幼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也是极为不利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建立在对权利的盲目崇拜基础上而制造出来的“独角兽”比没有这种“怪物”更可怕。如果出发点就是错误的，那么跑的越快，离正确目标就越远。
三、 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实证研究极度匮乏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知识产权就是维护一国、一企业利益的工具，而在中国却似乎缺乏这样的认识。过于注重理论上的研究而忽略了实战分析，就象空拿着从国外学来的“半部”圣经，却不知如何唱赞美诗。当我们的企业在同IT巨头签定“私有协议”时，当我们的网络用户在使用公开“标准”时，当生产线上组装DVD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些都是预埋在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国外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前，通常采取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权先行的战略，抢先申请专利，以缩小我国企业自主开发技术的空间，从而消除竞争对手。更让人惊奇的是，许多本属我国的专利却在境外被人抢先申请，突出表现在传统中草药上。据介绍，这些专利产品的销售已达到了10亿美元。除了抢先申请专利之外，更有一些跨国公司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策略，先等待我国的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再运用知识产权这个工具来收取许可使用费或索取赔偿。微软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其总裁比尔盖茨就曾公开宣称，就是要培养中国用户使用其盗版软件，等待时机成熟再向我国企业索取赔偿。微软诉亚都就是其最先的尝试。近年来微软又在全国各地委托代理人向使用其盗版软件的企业进行诉讼威胁，而大多数企业只能选择私下和解，代价就是乖乖的支付一笔“补偿金”。6C、9C联盟向中国DVD生产厂商索要巨额使用费与微软的做法如出一辙。姑且不论这种做法是否符合商业道德，但它是合法的，是知识产权战略的体现。而我们的企业却没有做好知识产权的实战准备，在进入相关市场之前没有对竞争对手的知识产权战略进行分析，也没有对当地法律环境进行调查，在缺乏有效的预警机制的条件下，我们的企业就极易落入别人精心设计的陷阱。因此要想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成长壮大，就必须加强知识产权的实务研究，学会利用“游戏规则”。
另外，我们的政府无疑是企业的坚强后盾，政府应该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实证研究。利益是有国界的，政府在制定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时，考虑国际公约、惯例是有必要的，但不能被其束缚住手脚。通常公约都是各国妥协的产物，我们应该抓住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在可能的范围内发展适合我国现行经济体制的知识产权。在国外，任何一个政策和法律的修改，其背后有大量的实际调查报告支持，这样的立法成果才能真正维护本国的利益。思科诉华为，也是对中国政府的考验，如果没有对知识产权的恰当理解，没有对知识产权的实证研究，恐怕我们的政府是不会信心十足的讲话的。
四、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重新定位
知识产权既非“灵丹妙药”，亦非“洪水猛兽”，其作为一项法律制度而存在，是一种利益平衡机制。从本质上，知识产权制度调整的是知识生产者与社会公众之间对知识产权受益与使用的利益分配。发达国家知识产权的发展史表明知识产权法始终在努力为两者寻求一个“阿基米德支点”，以达到一种“双赢”的妥协。然而，自80年代以来，知识产权国际化的步伐日益加快，我国的知识产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发达国家施加的压力，国家主权受到削弱。在这种大环境下，我们就要及时调整战略布局，以适应新时期的需要。笔者认为，我国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在涉外知识产权争端中不应过于依赖ＷＴO争端解决机制。虽然Trips协议规定了从实体到程序的比较完善的机制来协调国际知识产权争端，但问题的最终解决是靠一国的综合实力决定的。发展中国家即使通过WTO获得了一个有利于自己的裁决，但由于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在技术强国不履行裁决时，往往无力实行被允许的“贸易报复”。况且，将争议提交WTO争端解决机制需要耗费很长时间，而其间国内产业很可能遭受严重损害。此外，在Trips协定中，发展中国家做出很大努力争取来的对知识产权的限制条款，如第8条第2款，第40条的规定，在发达国家贸易制裁的威胁下，也不敢轻易运用，从而使这些条款失去了意义。实际上自Trips协议生效以来，也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能有效运用上述条款对发达国家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规制。因此我国要利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来维护本国的知识产权利益。
其次，要在知识产权国际立法领域争取主动权。欧盟、美国近年来把Trips协议丢在一边，继续扩大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如对数据库、域名的国内立法），另起炉灶，企图构建一个完全由其主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讯息，它预示着发达国家又在制造一个对发展中国家“讨债”的“吸血鬼”。对此，我国在将来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应该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聚集力量，为自己争取更有利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另外，我国还应积极倡导加强对传统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制定完全拥有自主权的“标准”，以此来制衡所谓的国际标准。值得称赞的是，我国正在起草的民法典知识产权部分拟将中国拥有传统优势的知识产权领域如地理标志、生物多样化、民间文学和传统中草药纳入保护范围。在尚未达成国际一致的情况下先在国内法中自行保护，也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尝试，可以有力维护我国的利益。应该适时把这一立法成果国际化。
再次，从行政、立法、司法三方面加快知识产权制度的改革。在行政方面，可以借鉴美国、日本的做法，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战略机构，制定宏观政策，加强物质利益的激励作用，以引导我国知识产权的发展，利用国家资源加快我国知识产权创新，为企业保驾护航，这在入世初期我国企业面临跨国公司的强力挑战下显得尤为必要。当然，最关键的还是我国企业自身要发展自主知识产权，不要盲目引进外国的技术，减少对其的依赖。在立法方面，注意保持权利人与使用人之间利益的协调，在确实发挥立法的激励作用的前提下，也要进一步规定对知识产权的合理使用与法定限制，使知识产权不致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在司法方面，注意培养法官的衡平意识。因为知识产权法毕竟是激励法，其对权利人的限制规定的比较概括，需要法官在个案中仔细斟酌，把利益衡量引入到知识产权案件的实际审判中。权利限制的条款如果不能在实践中得到有效的应用，就极易使知识产权偏离正确的轨道。这一点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尤为欠缺。法律固然是中立，但是我们的法官也应该明白他们是为中国利益服务的，而不是“国际正义”的守护神。
（作者简介：杨晖，女；马宁，男，上海大学法学院2002级硕士研究生，e-mail:
johnson80528@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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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published in 《electronics intellectual property》，2003/7
《甘肃省实施〈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办法》
《甘肃省实施〈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办法》
甘肃省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征收与管理，促进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和保护，根据国务院《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开采矿产资源，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必须依照《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和本办法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
第三条 省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和省财政部门是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征收主管部门。具体征收管理工作由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负责。未设立独立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的市（地、州）、县（市、区）的征收工作，由省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指定的部门征收。
省、市（地、州）、县（市、区）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对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征收实行分级管理。各级征收部门接受同级财政部门和上级征收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四条 采矿权人为矿产资源补偿费的纳费人。各类采矿单位和个人在办理采矿许可证的同时，应向登记发证部门办理缴费登记手续，并交纳登记费。企业缴纳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列入管理费用。
第二章 征收与缴纳
第五条 矿区在县（市、区）行政区域内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由矿区所在地的县（市、区）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负责征收。
矿区范围跨行政区域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由所涉及行政区域的共同上一级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负责征收。
中央、省属重点矿山企业由省地矿行政管理部门统一征收或由其委托市（地、州）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征收。
第六条 采矿权人应缴纳的矿产资源补偿费，按《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对各矿种所确定的征收费率和计算方式计算。
第七条 采矿权人直接销售原矿的，按原矿销售收入计缴矿产资源补偿费；
采矿权人对其开采的矿石自行选矿并销售选矿精矿产品的，按精矿销售收入计缴矿产资源补偿费；
采矿权人实行采矿、选矿、冶炼一体化并销售最终产品的，可按其选矿精矿的当时当地市场平均价格计算销售收入，计缴矿产资源补偿费，如属国家实行定价的，按国家规定的价格计征；
采矿权人对其开采的矿石自行（选矿除外）加工、制造并销售最终产品的，根据其消耗原矿的数量按照其原矿的当时当地的市场平均价格计缴矿产资源补偿费，但下列情况按最终产品销售收入计征：
（1）采矿权人开采砖瓦粘土、砂岩并自行烧制和销售砖瓦的，按砖瓦销售收入的1％计缴矿产资源补偿费；
（2）采矿权人开采制灰用灰岩并自行烧制和销售石灰的，按石灰销售收入的1％计缴矿产资源补偿费；
（3）采矿权人开采矿泉水并自行加工、销售的，按矿泉水销售收入的2％计征矿产资源补偿费。
第八条 核定开采回采率和实际回采率的考核，按《甘肃省矿山企业“三率”指标监督管理暂行规定》执行。
应当核定而未核定开采回采率或未计算实际开采回采率的，其开采回采率系数按1．5计算。
难以按规定计算开采回采率的，其开采回采率系数暂按1计算。
第九条 矿产资源补偿费由采矿权人在矿产品销售后规定时间内缴纳，其具体缴纳时间由管辖的征收部门根据纳费额大小确定。
采矿权人应于每年7月31日前，缴清上半年的矿产资源补偿费，于下一年度1月31日前，缴清上一年度半年的矿产资源补偿费。
第十条 采矿权人在中止或终结采矿活动时，应当结清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
采矿权人在依法办理闭坑手续后，从批准闭坑之日起停止计征矿产资源补偿费。
第十一条 矿产资源补偿费由采矿权人向管辖的征收部门缴纳。
采矿权人在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时，应当详实填报由省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统一印制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缴纳申报表”一式3份，经征收部门审查核定后，采矿权人和征收部门各自留存1份，报省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1份备查。
第十二条 征收部门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必须使用由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缴款单”，有银行帐户的采矿权人以银行划拨方式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无银行帐户的采矿权人，以现金形式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
第十三条 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所征收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必须按《国家金库条例实施细则》办理缴库手续。
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对采矿权人加收滞纳金，处以罚款，须使用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没款专用收据。收缴的滞纳金和罚没收入，须按《关于对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实行预算管理的规定》办理缴库手续。
任何部门和个人对所征收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罚没收入和滞纳金，不得截留、坐支、挪用和私分。
第十四条 各级征收部门应对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情况定期进行汇总、统计，填报“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统计报表”，逐级上报，同时抄送同级财政部门。
第十五条 本省从国家分成所得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其使用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财政主管部门、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和计划主管部门共同制定，报省政府批准后施行。
第三章 免缴、减缴
第十六条 凡具有《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情况之一的，采矿权人可以申请免缴或减缴矿产资源补偿费。
采矿权人申请免缴、减缴矿产资源补偿费，应在每年1月底前就本年度免缴、减缴矿产资源补偿费的理由、期限及减缴幅度等情况，如实填报省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统一印制的“免缴、减缴矿产资源补偿费申请表”，一式4份报管辖征收部门。
第十七条 征收部门在收到采矿权人免缴、减缴申请表后的15日内，会同同级财政部门，提出审核意见，报送省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
省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自收到征收部门审核意见30日内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对采矿权人的申请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对减缴额超过应缴额50％的申请，省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凡经批准免缴、减缴矿产资源补偿费的申请，由省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复制后报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和国务院财政部门。
第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对采矿权人免缴、减缴的申请作出的是否批准的决定，由省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以书面形式通知征收部门，同时抄送采矿权人。
采矿权人免缴、减缴矿产资源补偿费的申请，自批准之日起生效。免缴、减缴的期限和减缴幅度按批准的期限和幅度执行。
第四章 监督与检查
第十九条 征收部门为确定采矿权人提交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申报表”是否真实，有权检查、取录采矿权人计算矿产资源补偿费所必需的原始单据、票据、会计帐目等有关资料。
征收部门有权进入现场检查矿山企业的经营场所和矿产品，并取得有关数据资料。采矿权人应接受检查监督，如实提供所需的资料和反映情况，不得拒绝和隐瞒。征收部门有责任为被检查的采矿权人保密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条 对于依法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成绩显著的征收部门和个人，由省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给予奖励。
奖励所需资金，由省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在年度矿产资源管理经费中作出安排。
第二十一条 采矿权人违反《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及本办法的规定，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征收主管部门按照《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分别给予责令限期缴纳、责令限期报送、加收滞纳金或罚款的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由采矿许
可证颁发机关吊销采矿许可证：
（一）在规定期限内未足额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的；
（二）未按征收部门责令限期内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和滞纳金的；
（三）伪报矿种，隐匿产量、销售数量或者伪报销售价格、实际开采回采率，不缴或少缴矿产资源补偿费的；
（四）未按规定在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同时提交矿产资源补偿费申报表的；
（五）在征收部门责令限期内不报送有关资料的。
第二十二条 对无证采矿的单位和个人，除按照《矿产资源法》和《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有关规定给予处罚之外，还可处以按矿产资源损失情况计算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的2倍的罚款。
第二十三条 征收主管部门对违反《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和本办法规定的采矿权人，按《违反矿产资源法规行政处罚办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处罚。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自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的上级主管部门申请复议；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采矿权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五条 征收部门或执征人员违反《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和本办法的规定，对采矿权人不征、免征、减征矿产资源补偿费的，追究征收部门责任人员和主要负责人的行政责任。
第二十六条 征收部门或执征人员违反《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第十条和本实施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或采用伪造、涂改票据的方法，截留、挪用、坐支、私分征收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和罚没款的，或在征收中以权谋私、收受贿赂的，视情节轻重，分别对主要领导和责任人给予
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施行之日前已建的国有矿山企业，凡经省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批准，待履行采矿补登记手续的，应当向征收机关办理缴费注册登记手续，并按照本办法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施行前省、市（地、州）、县（市、区）政府及有关主管部门发布的规章及行政性文件的内容凡与本实施办法相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省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与国务院《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同时执行。原省地质矿产局、省财政厅、省建行联合印发的甘地发（89）079号《甘肃省征收乡镇集体企业和个体采矿采掘管理费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1995年1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