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爱尔兰政府经济、工业、科学和技术合作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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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运人是否还应当向旅客赔偿

张立明


案情：1993年4月20日原告王某在清河门车站持职工通勤票乘坐581次旅客列车时，因该车下车旅客与本车车上旅客发生口角，列车启动后，下车旅客向车上扔石头，击中原告头部，当日，原告被送往阜新市中心医院，被诊断其头外伤头皮裂伤、轻微脑振荡，住院治疗，原告于1995年2月18日出院 。1995年11月21日，原、被告间达成旅客伤害事故最终处理协议书，协议书规定：事故委员会研究决定，按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的规定，支付给原告医疗费3500元，无论今后发生任何问题，铁路概不负责。原告领取了医疗费3500元，而后，对协议反悔，要求被告赔偿其他经济损失而被拒绝。1994年12月29日至2000年11月19日期间，原告多次到被告上级主管部门信访办公室上访，要求赔偿其损失，但均以原告所受伤害事故已作处理和其领取了赔偿款为由被拒绝。 因此，原告于2000年11月2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收入等损失。
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支持存在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原告与被告已经达成了协议且已履行完毕，不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二种意见认为原告与被告虽然已经达成了协议且已履行，但旅客意外伤害存在两种赔偿法律关系，双方达成的协议只是保险责任赔偿，对原告要求铁路损害责任赔偿的诉讼请求应支持。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其理由如下：
一、旅客意外伤害赔偿的依据。
1、旅客意外伤害赔偿系平等主体之间侵权的民事责任，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用。
2、《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因铁路行车事故及其他铁路运营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果人身伤亡是不可抗力或者由于受害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铁路运输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
3、1951年4月24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第七条规定，旅客在保险有效期间内，由于遭受外来、剧烈及明显之意外事故，受到伤害须治疗者，由保险公司按实际情况给付医疗津贴，其数额以不超过保险金额之全数为限。第八条规定，旅客遭受意外事故受到伤害，以致死亡、残废或丧失身体机能者，除依照第七条之规定给付医疗津贴外，另由保险公司依照下列规定给付保险金：（以下死亡、伤残给付标准略）
4、1994年8月13日国务院批准《铁路旅客运输损害赔偿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铁路运输企业依照本规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对每名旅客人身伤害的赔偿责任为人民币40000元。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对人身伤亡的赔偿责任范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第的规定。1994年9月1日以后的旅客伤亡的赔偿责任范围适用国务院批准的《铁路旅客运输损害赔偿规定》。
从赔偿的法律依据看，如果属于保险范围内旅客伤亡，其赔偿的法律关系是保险合同关系，其法律依据是《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赔偿范围只有医疗津贴和死亡、伤残赔偿金。如果是铁路责任造成旅客伤亡的，其赔偿的法律关系是铁路旅客运输合同关系。其法律依据是客运法规和民法通则，赔偿的范围有：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必要的交通费；伤残后的生活补助费；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人必要的生活费；其他必要的费用，包括护理费和营养费。只要伤亡不是不可抗力或者由于受害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铁路运输企业就应当赔偿。
对于旅客人身伤害的赔偿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和客运规章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按照适用法律的一般原则，因铁路运营过程中发生的旅客人身伤害赔偿数额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
二、铁路责任赔偿与保险责任赔偿
铁路旅客运输关系是一种合同法律关系，承运人有义务保障原告旅行安全。对旅客造成人身伤害的，虽然其赔偿的法律依然是合同法的规定，但在确定具体赔偿额时却要引用侵权行为的一般规则，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进行处理。
根据《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第六条的规定，旅客之保险费，包括于票价之内，一律按基本票价百分之二收费。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在我国对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实行强制保险。旅客依照本条的规定，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保旅客意外伤害险，其手续由铁路代办，保险事故发生后，由保险公司赔付。1959年由于撤销了保险公司，这项业务就归铁路运输企业来承办，铁路承运人在发生保险责任事故后，应按这个条例的规定，确定保险范围，依法给予保险赔偿，承担保险责任。旅客并非单独专门投保，而是在购买车票时，票款法定分为两部分，其中98%是承运人收取旅客的运输费、2%是旅客人身保险费，强制保险采取的是标准格式合同形式，旅客只要购买车票就接受了保险合同的条款，自动产生保险法律关系。
原告在购买车票时，原、被告间即形成铁路旅客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同时，还自动存在着强制保险法律关系，保险责任自动产生，原告享有发生意外人身伤害时得到保险赔偿的权利，旅客只须向保险单位索赔即可得到赔偿，旅客在获得保险赔偿金后仍可以以旅客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向铁路承运人提出索赔请求。
在处理旅客人身伤害事故中，许多人将铁路责任赔偿与保险责任赔偿混为一谈，不管什么事故，都按《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的规定进行赔偿，把铁路旅客强制保险的保险费同运输收入混在一起，使赔偿款项支出不清，是当前未能正确对待两种责任的主要原因。如果将旅客伤亡的赔偿统统视为保险赔偿，显然不合理。旅客在受到意外人身伤害后可以得到保险赔偿，而且有权以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向铁路承运人提出索赔请求。在处理铁路旅客意外伤害索赔纠纷案件中，事故处理部门及审判机关对铁路责任赔偿与保险责任赔偿存在着认识错误，往往只给付受害人保险责任赔偿，不给付铁路损害责任赔偿，是不能正确处理此类案件的一个误区。以前，没有明确规定铁路损害责任赔偿及赔偿数额，为及时解决纠纷、防止纠缠不休，1994年8月13日国务院批准《铁路旅客运输损害赔偿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铁路运输企业依照本规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对每名旅客人身伤害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人民币40000元。赔偿范围仍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同时，第六条规定，铁路运输企业依照本规定给付赔偿金，不影响旅客按照国家有关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规定获取保险金。从该条更能看出旅客伤害赔偿分铁路损害责任赔偿和保险责任赔偿两种赔偿法律关系
1995年11月21日，本案原、被告双方就原告所受人身伤害，依据《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签订的“旅客意外伤害事故最终处理协议书”，明确说明是 按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的规定，支付给原告的医疗费3500元，该款是原告以保险合同为基础，在保险期限、保险范围内得到的3500元医疗费，属保险责任赔偿。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旅客伤害事故最终处理协议书合法有效，给付医疗费的意思表示真实，医疗费用已经清算完毕，不能重复赔偿。该协议只是对保险责任赔偿的处理完毕。不能因原告得到保险赔偿后免除被告的赔偿责任，被告应赔偿原告因人身伤害住院而减少的误工收入等，原告所受伤害虽不是因铁路运营事故造成的，也不是因为不可抗力和原告自身的原因造成的，但，被告对第三人所致原告伤害有先予赔偿的义务。铁路运输企业赔付后，有权向有责任的第三者追偿。原告对处理结果不满，多次向被告的上级信访部问上访，并要求赔偿其经济损失，视为诉讼时效多次中断。原告在诉讼时中断后的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内提起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对原告的合理诉讼请求，应当依法予以支持。


　　新刑诉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了我国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说明,该条旨在“强化人民检察院对羁押措施的监督,防止超期羁押和不必要的关押。”此规定是新刑诉法修订的亮点之一,不仅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捕后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的工作职责,而且强化了检察机关对羁押措施的监督,有利于防止超期羁押和不必要的关押,对保障在押人员合法权益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我国法治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一、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尊重和保障被羁押人员的合法权益

　　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是对宪法人权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我国人权思想的重大进步。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也充分贯彻了这一原则。根据宪法精神和人权精神要求可知,自然人在没有必须的羁押必要性的情况下应当不被羁押。“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本质内涵就包括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一捕到底、一押到底”的旧思想旧方式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新刑诉法明确规定逮捕后的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作为救济措施,能够充分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基本精神。

　　(二)有利于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防止不当羁押

　　检察机关是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法律监督触角理应涵盖法律运行和诉讼程序的各个方面,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距离这一目标还相去甚远。检察机关承担着侦查部门报请逮捕案件的审查批准工作,这是对逮捕强制措施启动前的第一道审查。但在审查批准逮捕后,直至被羁押人结束羁押状态前这段时间内,却始终缺乏对羁押持续状态的有效监督。新刑诉法九十三条所赋予检察机关的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能,就相当于在原有批准逮捕审查之后增加了一道“第二防线”和“双保险”,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触角从逮捕强制措施生效前延伸到了逮捕后的羁押状态,进一步拓宽了法律监督口径,有利于强化对“不应当继续羁押而继续羁押”和对“应当继续羁押而不继续羁押”的双重监督, 有利于减少羁押,防止长期羁押和不当羁押。

　　(三)有利于打击犯罪与化解矛盾的有机统一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类社会矛盾易发多发,因民间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在整个刑事案件中占有相当比例。积极有效的推进刑事和解工作,化解社会矛盾,消除当事人之间的恩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是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课题。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给检察机关提供了一条化解社会矛盾,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途径,因此检察人员应当积极转变观念,切实提高对该项工作的重视。检察机关的主要工作就是执法办案,对于那些捕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或者在交纳赔偿保证金、取得被害人谅解,适用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性,有利于社会和谐的案件,在确保案件正确依法处理的前提下,及时变更强制措施,有利于帮助当事人化解积怨,消解当事人之间的相互仇视,修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从而促进社会矛盾化解,实现打击犯罪和化解矛盾的有机统一。

　　二、对新刑诉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条文的思考和建议

　　(一)羁押必要性审查主体资格的思考和建议

　　虽然新刑诉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对逮捕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但具体到检察院的哪个部门,新刑诉法规定并不明确。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新刑诉法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六百一十七条规定:“侦查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由侦查监督部门负责;审判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由公诉部门负责。监所检察部门在监所检察工作中发现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可以提出释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

　　这一条款实际上建立了一种检察机关内部各职能部门分阶段负责、密切配合的联动机制。笔者同意这种以内部联动形式解决审查主体问题的模式,但笔者认为,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主要应当由监所检察部门负责,侦查监督部门和公诉部门不应成为审查的主体,而仅应分别在侦查阶段和审判阶段承担辅助和建议的作用。

　　第一,侦查监督部门不适宜成为羁押必要性审查主体

　　一是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是批准逮捕案件的承办部门,如若再承担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无异于“自我否定”。在实践中,除少数人民法院依法决定逮捕的案件以外,其他所有的逮捕案件都需要由侦查监督部门批准决定。也就是说,绝大部分因被逮捕而羁押在监管场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是经侦查监督部门批准决定逮捕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要求侦查监督部门承担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则难免受到原逮捕决定的影响,无异于“自己否定自己”,显然缺乏实施审查的动力。二是侦查监督部门权责行使要始终保持客观中立性。侦监部门是一个独立于办案部门的对批准逮捕进行审查的部门,其权责行使依赖于其客观中立性。但其客观中立性只是在审查逮捕这个阶段具备,一旦逮捕决定做出,其客观中立性立即消失。失去了客观中立性的羁押必要性审查显然无法取得应有的效果。三是侦监部门职权行使需要受到有效监督和约束。侦监部门负责批准逮捕工作,如若再赋予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无法保证其权力行使会受到有效约束,这样必然会导致其自由裁量权的扩大,甚至给外界造成“说捕就捕,说放就放”的误解。

　　第二,公诉部门不适宜成为羁押必要性审查主体

　　公诉部门的工作往往是围绕着如何顺利完成诉讼来开展的,其对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启动动力不足。公诉部门承担审查起诉和出庭支持公诉两个阶段的工作。在审查起诉阶段,对犯罪嫌疑人强制措施的审查是案件审查的重要部分。如果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阶段发现不当羁押的,应根据新刑诉法第九十四条和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即行变更,而不存在根据第九十三条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的问题;在法庭审判阶段,一方面由于在审查起诉阶段已经对强制措施进行了审查,此时难免对羁押必要性已形成心理预设,缺乏再次进行审查的动力。另一方面,公诉部门在审判阶段往往“具有强烈的追诉心理,难以在审查中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这一显著的倾向性也成为公诉部门实施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不利因素。

　　第三,羁押必要性审查主体建议应当由监所检察部门承担

　　首先,监所具有承担该项工作的先天优势。如果坚持整体的联系的方法看待问题就会发现,无论是侦查阶段还是审判阶段,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都是被关押在看守所内。这就为监所检察部门承担羁押必要性审查创造了条件。监所检察部门能随时准确的了解在押人员的态度变化、认罪悔过程度,甚至主要案情和诉讼进程等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各个审查要素,也只有监所检察部门才能够全程不间断的予以考察和掌握。第二,实践中监所检察部门一直承担着羁押期限检察工作,且工作重心始终放在看守所羁押的过程中。不久前,最高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厅在全国检察机关监所检察系统开展了“久押未决案件清理”专项活动,取得了良好的阶段性成果。这都说明,监所检察部门是有条件、有责任承担起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重任的。第三,监所检察部门不是主要办案部门,其中立客观的主体身份相对于侦监和公诉而言是一大优势。实践也证明,由监所监察部门负责羁押必要性审查较为适宜。笔者建议可以先行开展由监所检察部门为主导的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试点工作,进行可行性和科学性研究。

　　笔者建议应当建立以监所检察部门为主导的,侦监、公诉部门紧密配合的联动机制,这样才能将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真正的落实好。具体实施时应该在捕后的侦查阶段,由侦监部门与监所部门互相配合,以监所部门为主审查,侦监部门提供犯罪嫌疑人案件的基本信息,监所部门结合在押人员在看守所的情况以及是否有影响羁押的疾病等情形,根据侦监部门提供的事实与证据,作出决定;在移送审查起诉之后,由公诉部门将审查起诉过程中掌握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悔罪、赔偿等具体情况提供给监所部门,监所部门根据犯罪嫌疑人在看守所的情况以及是否有影响羁押的疾病等情形,根据公诉部门的意见,作出决定。这样,即排除了各种不利因素,又可以使三个部门紧密协调配合,能够充分实现检察业务资源的优化整合,充分发挥各个检察部门的法律监督的优势,避免一个部门监督不力的现象,从而实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与保障人权的目标。

　　(二)对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对象的思考和建议

　　根据新刑诉法的规定,对羁押审查的对象是“被捕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条文分析审查对象应为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但考虑到司法实践的操作性,故而认为此处的对象主要是已逮捕的轻微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备主观恶性小、犯罪情节轻微、初犯、偶犯、过失犯罪、未成年人犯罪,且有自首、认罪态度好等法定、酌定从轻情节,同时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具有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条件,对其改变强制措施也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绝对排除累犯、惯犯以及故意杀人或买凶伤人、涉黑涉毒等恶性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

　　(三)对羁押必要性审查后的处理情况的思考和建议

　　根据新刑诉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后,如果检察院发现不需要羁押的,则“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从条文中可以看出,对不需要羁押的,人民检察院是“应当”而不是带有自由裁量权的“可以”提出建议;同时,提出监督意见的方式规定为“建议”而非强制性要求的“决定”,这主要是从监督角度考虑的,既考虑了监督的性质、特点,不代替其他有关机关作决定,又体现了对于解除、变更羁押措施的慎重。而关于“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的规定,建立了一个反馈机制,无疑增强了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效果,其意义更是在于不仅有利于保护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有效缓解看守所的羁押压力,又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与公正执法。但如果公安机关不予以配合时应该如何办理呢?笔者认为此时应当将情况报送上级检察机关,由上级检察机关和同级公安机关协调处理,这样可以保障该措施的顺利实施。

　　(四)对逮捕后羁押必要性的审查范围的思考和建议

　　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解决的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需要继续羁押。因此,其审查的重点与批准逮捕时的审查侧重点有所不同,其范围应当包括:一是案件事实、证据或者法律发生变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可能再被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即可能被判处拘役、管制或免于刑事处罚的,或者不构成犯罪或判处无罪的。二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心悔过,可能被判处徒刑宣告缓刑以下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近亲属积极退赃或者积极赔偿经济损失,有效控制损失,并得到被害方谅解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立功表现并经查证属实,对其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再危害社会的。三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附条件不起诉的案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四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是否是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的婴儿的妇女,或者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抚养人的,不宜继续羁押的。五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会干扰证人作证,毁灭、伪造证据或串供,在传讯的时候能否及时到案等;是否会继续实施新的犯罪,是否会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是否企图自杀或逃跑等,变更逮捕强制措施后,有无再次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可能。六是其他不予羁押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情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