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全国性社会团体限期登记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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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全国性社会团体限期登记的通知
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全国性社会团体限期登记的通知
民政部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和国务院办公厅一九九○年第32号文件精神开展的全国性社会团体的清理整顿和复查登记工作即将结束。目前，你团体组织尚未办理社团申请登记手续，现通知你们务必于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五日前到我部社团管理司办理社团登记手续，逾期未登记
者责任自负。特此通知。
社团登记地址：东城区北河沿大街147号。
1991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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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诚信原则”
——以法哲学和社会学为视角
罗亚海
摘要：诚信原则作为帝王条款，是民法基本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突破民法基本原则的视野，法哲学上的自然法观和实证法的反思，道德目的论和工具论的评述，社会控制层面的分析，有助于诚信原则理论内涵的深化和价值理念的提升。
关键词：诚信原则 法哲学的反思 道德评述 社会控制
A new research on good faith doctrine in many-sided view
Luo ?yahai
(Shan-do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 Shandong Taian, 271018)
Keywords: good faith doctrine legal philosophy moral comment social control
诚信原则君临法域，以民法之发展历史考[①《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履行契约这诚实信用原则”；《法国民法典》第242条规定“信义原则（Treuund clauben）”，第157条规定诚信原则为契约解释之一般准则；《瑞士民法典》第二条规定“一切之人，其行使权利或及履行义务，均应遵以诚信方法”。]①，诚信原则之地位日益凸显，俨然成为“帝王条款”。其间虽有过对诚信原则地位的质疑和批判[②见《质疑“帝王”条款》一文，《法学评论》2000年第2期第137页。]②，但诚信原则之行为准则、审判准则、克服成文法局限之作用是不容否定的，且社会对诚信的正面道德引导和鲜明的价值认同，表明了诚信原则必有存在之深厚土壤。然日前私法意识缺省，信用危机尤甚，更应多维度、宽路径对诚信原则进行考查。本文以法哲学反思与道德评述为主线，以社会控制为平台，希翼深化诚信原则的理论品质和提升其价值理念。
一、诚信原则的基本界定
（一）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界定
早在古时候,诚实信用原则指在订约时,要诚实行事,不许称霸;在订约后,重信用,自觉履约[吴道霞《技术经济》2000年 第6期(总第150期) ，第22页。 ] 现在，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形成的道德规则。它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格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诚实信用原则为一切市场参加者树立了一个“诚实商人”的道德标准，隐约地反映了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要求。[梁慧星《诚实信用原则与漏洞补充》，《法学研究》[J]1994年第2期(总第91期)，第21页。]
诚实信用在最初作为一种道德规则，曾长期以商业习惯的形式存在，作为法的补充而对社会起着某种调整作用。随着契约自由和自由放任主义的发展，这种倾向对诚实信用原则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经济危机更加频繁和深重，社会经济生活动荡不堪。为了协调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立法者开始注重道德规范的调整作用，诚实信用等道德规范被引入法典，开始了诚实信用的法学之旅。法律之吸收道德观念，始于罗马法[梁慧星《诚实信用原则与漏洞补充》，《法学研究》[J]1994年第2期(总第91期)，第21页。]。在罗马法上，诚实信用观念体现在一般恶意抗辩诉权中。诚实信用原则与一般恶意抗辩同出一源，具有同一意义。法国民法的制定，正值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要求不受任何约束地、毫无限制地榨取剩余价值。所谓自由放任主义政策正是这一要求的体现。因此，法国民法典未采用罗马法一般恶意抗辩诉权，仅在第1134条规定，“契约应以善意履行之”。此所谓“善意”，即诚实信用。但在自由放任主义思想支配之下，上述条文只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补充，在法律实践上难有实际意义。1863年的撒克逊民法典第858条规定，契约之履行，除依特约、法规外，应遵守诚实信用，依诚实人之所应为者为之。但依该法，当事人可依约定排除诚实信用原则之适用至此，仍未越出契约自由的范围[转引梁慧星《诚实信用原则与漏洞补充》，《法学研究》[J]1994年第2期(总第91期)，第21页。]。
随着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转化，立法者不得不更加注重道德规范的调节功能。罗马法和法国民法典关于一般恶意抗辩和善意的零星补充性规定，己经不能满足需要。诚实信用原则开始由道德规范向着法律制度发生异化。于是德国民法典第242条明文规定:债务人须依诚实与信用。日本于战后修订民法典，于总则编第1条2款，明定诚实信用原则为民法之基本原则。我国台湾于八十年代初修订民法总则，鉴于最高法院态度保守，过分拘泥文义，误认诚实信用原则仅适用于债之关系，致妨碍法律进步，故于总则第148条增设第2款: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依诚实及信用方法。确立诚实信用原则系属帝王条款，君临法域之基本原则。[扬仁寿《法学方法导论》[M]1987年修订版，第171页。]
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不仅适用于契约的订立、履行和解释，而且最终扩及于一切权利的行使和一切义务的履行，成为民法之基本原则。其性质亦由补充当事人意思的任意性规范，转变为当事人不能以约定排除其适用，甚至不待当事人援引法院可直接依职权适用的强行性规定。究其本质，诚实信用原则，由于将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合为一体，兼有法律调节和道德调节的双重功能，使法律条文具有极大的弹性，法院因而享有较大的裁量权，能够据以排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直接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诚实信用原则，被奉为现代民法的最高指导原则。[梁慧星《民法》[M]第323页。]
(二)诚实信用原则本质认识
1.诚实信用为市场经济活动的基本道德准则
诚实信用原则涉及两重利益关系，即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诚实信用原则的目标，是要在这两重利益关系中实现平衡。在现代化市场经济条件下，诚实信用已成为一切市场参加者所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它要求市场参加者符合于“诚实商人”的道德标准，在不损害其他竞争者，不损害社会公益和市场道德秩序的前提下，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在应对经济发展的历程中，法国民法典将善良风俗与公共秩序并提，德国民法典规定了善良风俗，日本民法典和我国台湾民法典系仿法国法，即将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并列，合称公序良俗。
2.诚实信用原则由道德准则到法律准则的异化
诚实信用在被看作民法典的一个法律条文之后，已经不再是单纯的道德规则，而成为一项法律规范，但它是以道德为内容的法律规范。在这种态势下诚实信用原则仍以社会伦理观念为基础，是将道德规则与法律规则合为一体，但同时具有法律调节和道德调节的双重功能，使法律获得更大的弹性，法官因而享有较大的公平裁量权，能够排除当事人意思自治而直接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M]，第79页。]
二、法哲学和社会学理念对诚信原则的渗透
（一）哲学、法哲学的反思——诚信原则之身自然法观和法律实证观
对西方哲学和法哲学进行一次二元性的析理，则法律乃至世界的本源无非是应然和实然的问题，从古西腊至今的哲学或法哲学流派均不外于此。“既在自然世界旁边还存在一个应然世界，相应地有一个规范实然世界的实在法和一个规范应然世界的自然法。其中自然法学经历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自然法、中世纪的神学自然法历史积淀，其思想和理念经过不同时代的思想变迁和不同法学家的梳理呈现出古典自然法、新康德自然法、新经院自然法等诸多流派；而实证法学在与自然法学的论争中逐渐形成了功利主义法学、分析实证法学、纯粹法学、语言法学。对诚实信用原则本质层面的分析可以从这两方面着手：
诚实信用原则的自然法观：
自然法哲学的渊源可追溯到柏拉图的理念论，“奉行正义原则，实行人治的理想国”，“理念的东西是唯一的”④；亚理士多法则提出的是“自然正义说”[⑤陈金刚：《拯救客观性——关于法治方法的理论探索》，《法律科学》[J]，2001.6.19-32。]⑤；古罗马的西塞罗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理性主义自然法理论，“法律是最高的理性，以自然生出来的，指导应做的事，禁止不应做的事”[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吏纲》[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3页。]。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古典自然法则以霍布斯的国家主义[何勤华：《西方法学史》[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7页。]、洛克的自然主义[ 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法律方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6-61页。]、卢校的激进民主主义[ 同上。]为代表。因此自然法强强调效仿自然、遵循“自然秩序”，其理念即为崇尚自然、倡导正义、宣扬理法，是一种理想的社会治理结构和社会生活模式，并且凡此均为不论自明的公理，诚信原则要求人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形成的道德准则。遂此诚信原则在本源上内含了正义和公平的内质契合了自然法观灵魂的核心要素，自然法观可视为诚信原则的理论来源，且在时下中国的变革现实中，由于诚信的缺失，诈欺的盛行，对诚信原则的推崇和呼唤更多的是自然界法观上的意味。
诚实信用原则的法律实证观
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在18世纪70年代后预示着一场社会革命的高潮，即是反自然法哲学思潮涨功利主义和法律实证主义蕴远而生。边泌认为自然已将人类置于两个至高无上的主人，苦与乐的统治之下”，“趋乐避苦”是人类的天性[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吏纲》[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82页。]。而后期穆尔则认为“功利主义的幸福原则是利他的而非利已的，因为它的理想是所有相关之人的幸福”，“正义感乃是对精辟进行报复的欲望”[郑永流：《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从》[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页。]，而后期的奥斯丁的分析法学派，凯尔森的纯粹法理论都乖系了这一理论分析路径。法律实证观剔除了法律中正义理性如此类抽象概念的内涵，在原则上，实证主义使自己限于实在法的理论及其解释，正如凯尔森所言及的，“社会关系的科学以一门伦理科学向因果社会学的这一转变，即转变为解释实际行为的现实并从而对价值不加关注”[ （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426页。]，。在现实的交易中涉及两重利益关系，即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要实现利益的平衡就要求诚实交往、守信不欺。如此诚信原则已经少了原有的道德因素、伦理成分是对现实社会关系和利益格局和一种功利化的选择。进言之，制度的功利主义为理解诚信原则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
（二）道德上的评述——诚信原则之目的论和工具论
哲学、法哲学上的反思只是对诚信原则的本质进行了追根溯源的并且为其寻求着支持。然诚信原则的评价问题并没有解决，诚信原则之自然法观与诚信原则之实证法观孰优孰劣或各有利弊在后文有所阐发。
道德目的论与诚信原则
道德目的论即是“肯定道德自身即具有无上的价值和至高的价值，为此要求为道德而道德，要求纯化道德动机”[王泽应：《论道德目的论与道德工具论》，原载《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J]， 29-33页。]。道德本身即是目的与诚信原则极其理性是相吻合的，道德目的论即是对诚信原则之自然法观的肯定。诚信原则要求市场交易的文体，被授予自由裁量权的法官均应遵循之，履行之。如果不被遵循，则应受道德上的否定性评价。于是诚信原则理应成为市场基本的道德准则之一，是市场交易过程中应有的品质。
以目的论观诚信原则，即视诚信原则为终极目的是有积极意义的，表现在：㈠确立诚信原则的尊严、神圣地位，有助于在全社会树立起重诚实、守信用的理念和意识，可以在意识形态领域抵制欺诈思想的侵蚀。㈡将诚信原则作为一项基本的道德原则，有助于宣扬人的社会性和内在规定性，为诚信而诚信，让人或为道德的奴隶，这是对人自身的否定期与抹杀。并且诚信之目的论会使人们将物质利益、功利幸福与道德、诚信对立起来。“轻利重义”与社会整合期要形成的新的道德观和义利观存在潜在冲突。提倡、宣导诚信必须考虑到骄枉过正的危险。
道德工具论与诚信原则
道德工具论认为“道德自身即具有最高或终极的价值，人生最高的价值或终极的价值在道德之外或者道德之上”[王泽应：《论道德目的论与道德工具论》，原载《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J]， 29-33页。]在此，道德只是社会控制的工具之一，是社会的基本价值之一。道德往往是对各方利益平稳的理性支持是对各种社会关系进行经济博弈分析而作的道义上的肯定，道德工具论是对诚信原则的实证法观的肯定。
诚信原则在道德工具论的范畴中，只是实现社会控制的工具之一，通过社会治理和社会控制达到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经济环境。因此诚信原则之工具论，和利于实现市场交易当事人和整个社会利益和最大化，鼓励人们对功利幸福和物质利益的追求体现了人本主义精神。但工具范畴论也潜伏着道德滑坡，道德堕落的危机。
（三）社会学上的分析——兼论诚信原则的社会控制。
法律科学是强调实践的科学，然“经验是以体现在社会事实中得到实现的。正义就是通过“集体经验在直觉上认识出来的”[ （美）罗·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和任务》[M]，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出版，1984年，第84-85页。]，因而我们即要提炼诚信原则之自然法理念，又要将之反作用于社会实践，实现目的论和工具论的统一，实现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使主观风诸于客观，这即是社会控制。在结构主义者的视野中，良好社会控制包涵了文化形式和制度[ （瑞典）汤姆·R·伯恩斯等著，《结构主义的视野——经济与社会的变迁》[M]，周长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72页。]。
信原则的文化控制。
文化是一定物质条件、制度结构、精神状态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对诚信原则的文化控制要求，在全社会树立诚实守信的伦理道理和信仰观信念，使得诚实守信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自觉行为和习惯思维。当前各种思潮相互激荡，客观科学，可以作用于实践的文化体系尚未完全确立之时，以诚信原则这一价值标准来为不健全的制度提供指引是相对可取的。
2、信原则的制度控制。
制度控制是正式的制度化控制，即以明文规定的形式规定全社会的行为规范，从而对全体社会个体、社会群体、社会组织行为进行调节与制约。诚信原则的制度控制是将诚信落到实处的有效机制。
三、诚信原则法学理念范畴的重构
（一） 诚信原则是保障司法自由裁量权得到正确行使的技术手段
诚实信用原则具有既保障司法裁量权又有保障该裁量权的适度行使两重功能。当法律存在白地规定型漏洞[法解释学上所谓白地规定型漏洞，指立法者有意识地任由法官对法律规定子以判断决定的法律漏洞，即不确定概念和一般条款。见梁慧星《诚实信用原则与漏洞补充》，《法学研究》[J]1994年第2期(总第91期)，第24页。]的时候，诚实信用原则将赋予法官按照在该制度的框架下自由裁量的权利。对这种漏洞由法官评价地予以补充，加以具体化。例如，台民法第254条规定:契约当事人一方迟延给付者，他方当事人得定相当期限催告其履行，如于期限内不履行时，得解除契约。与此相对应，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同时，诚实引用原则也要求法官对于白地规定型漏洞不能没有原则的进行解释，要按照法律赋予诚实信用原则的应然含义进行解释，当然也就包含对司法本身诚实信用的义务性要求。
（二）诚信原则对法律滞后性和立法失误的克服
因为法的稳定性要求带来法的滞后性，因此而产生了所谓预想外型漏洞和明显漏洞问题。预想外型漏洞，指某种事件超出了立法者的预见，因而未有法律规定。多数属于因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变化所致。依诚实信用原则补充预想外型漏洞，是指以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排除乍看起来应予适用的法律规定之手段。所谓明显漏洞，指对于某种事件，依法律所使用词语之意义及立法者和准立法者意思，均小能涵盖的法律漏洞。对于明显漏洞，可以诚实信用原则作为补充手段。[梁慧星《诚实信用原则与漏洞补充》，《法学研究》[J]1994年第2期(总第91期，第25页。]在现代民法上，诚实信用原则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立法当时所未为立法者预见的案件，可以用诚实信用原则补充法律漏洞，做出妥当的裁判，使法律和裁判适应于社会发展变化。但同时也应看到，如果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运用不加限制，则可能导致诚实信用原则的滥用，以致损害法律的权威和法体系的安定。
论侵权归责中的因果关系—兼及哲学因果关系的有关问题
卜越
【摘要】破解侵权归责因果关系之难题，应采用由整体到局部的系统分析方法，发现并消除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理顺方方面面的逻辑关系。有必要厘清哲学因果关系中的一些模糊认识。在侵权归责中，因果关系要件只是单纯的事实要件，它与法律评价要件有不同的功能，应当将二者区分开。对侵权归责中的原因作出恰当分类，有益于进一步加深对它的认识。
【关键词】侵权归责；结果；原因；因果关系
【正文】
侵权归责中的因果关系问题一直被视为不解之法学难题。虽然中外学者始终没有放弃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却鲜有令人振奋的成果。
治病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这样的方法只能缓解症状，而难以消除病根。另一种是追根溯源的方法。比如身体肌肤的问题要到脏腑去找原因，消除了病因，疾病就彻底治愈了。这就是中医治病的思路——从人身体的整体、从各脏腑的相互关系上去认识和治疗疾病——与当代系统论的观点是一致的。破解侵权归责因果关系的难题，也应当按照中医的思路，从整体到局部，发现并且消除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理顺方方面面的关系。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或将导致整个理论体系的改建或重建。
本文不对已有的、各种各样的因果关系理论作系统评论，而是在学习借鉴国内外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构建新的侵权归责因果关系理论。
一、哲学因果关系的有关问题
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与侵权归责中的因果关系，乃抽象与具体之别。哲学因果关系理论对于研究侵权归责中的因果关系具有指导意义。传统侵权归责因果关系理论上的一些谬误，也能找到哲学因果关系理论的渊源。故在讨论侵权归责中的因果关系之前，有必要对哲学因果关系的有关问题作些讨论。
（一）关于“因果关系”、“原因”、“结果”的概念
我国现有的哲学教科书都是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一章（节）中论述原因和结果的。有教材是这样说的：“原因和结果是揭示事物或现象引起和被引起关系的哲学范畴。原因是引起一定现象的现象，结果是由一定现象引起的现象。原因和结果构成的相互关系就是因果关系。”[1]用原因和结果去解释因果关系，显然是本末倒置了。
从概念分类上讲，“原因”和“结果”为相对概念[2]。相对概念是相对于另一方而言的。比如，“大”是相对于“小”而言的，“夫”是相对于“妻”而言的。抛开相对的另一方，孤立地谈一个相对概念是没有意义的。以笔者之见，相对概念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因比较而生的概念。即两类或两类以上的事物作某方面的比较时，形容程度差别的概念，通常用形容词来表示。如“大”与“小”、“轻”与“重”，等等。二是因关系而生的概念。即反映某种事物间相互关系之一方的概念，通常用名词来表示。如“夫”与“妻”、“父”与“子”、“领导”与“被领导”，等等。要明确因关系而生的概念，首先要明确该关系。如同要理解“夫”与“妻”，首先要理解婚姻关系一样。对于相对概念的定义，通常不是采用“属加种差”的方法，而是采用说明或者描述的方法。比如，把“长”定义为：“两点之间的距离大（跟“短”相对）。”[3]把“妻子”定义为：“男女结婚后，女子是男子的妻子。”[4]如果采用“属加种差”的方法去定义“妻子”，说“与男子结婚的女子是妻子”，则显然不对。因为该女子为“妻子”只是相对于丈夫而言，如果相对于子女，她就是“母亲”了。“原因”和“结果”即属于相对概念中因关系而生的概念，可对其作如下说明式定义：在因果关系中，我们称被引起的现象为结果，称引起的现象为原因。可见，只有理解及说清“因果关系”，才能理解及说清“原因”和“结果”。
因果关系是事物间相互关系的一种。事物间的相互关系（联系）以其性质可分为本质联系与非本质联系。必然联系和偶然联系、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的划分与之同义。本质联系即有规律的联系，具有客观性、重复性、稳定性和普遍性的特点。笔者认为，事物间的本质联系（关系）可分为两类：一是结构关系，指系统内部各要素以及各分系统、子系统之间稳定的相互关系。结构关系是系统内部各要素以及各分系统、子系统的存在方式，是系统功能的必然表达与体现。二是因果关系，指事物既有状态的变化（果）与引起该变化的诸因素（因）之间的关系，或如通说“因果联系是由先行现象必然引起后续现象的一种本质的联系”[5]。事物的发展变化是普遍的和永恒的。有发展变化就有因果关系。如果事物原有的状态没有任何改变，也就不存在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变化与运动不同。运动是事物存在的状态，而变化是既有状态的改变。故被称为“结果”的现象只能是一个新现象、一个变化了的现象，包括新事物产生或者原有事物发生变化。即如维之先生所言“结果即事物之状态变化”[6]。事物的变化是相对而言的，有相对不变的参照物，才有相对于参照物的变化。参照物与结果都具有客观性。原因是在结果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且与结果的产生有内在联系的现象。从时间上说，只有在结果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现象才能称为原因。从相互关系上说，只有与结果的产生有内在联系的现象才能称为原因，或者说，只有引起结果产生的现象才能称为原因。
（二）关于因果必然性以及原因集合与结果集合
因果必然性是因果关系的本义所在。只有先行现象必然引起后续现象，二者的关系才能称为因果关系。“必然性反偶然、随机、自由、任意或多可能性而定义，指（事物变化的）确定性、严格规律性或唯一可能性。”[7]
“‘因果必然性’乃是对于完全的原因作用和整体的结果状态而言的”。[8]即哲学上所说“因果必然性”或者“因果关系具有必然性”，其中的“因”与“果”并非指特定的或者单一的原因和结果，而是指全部原因和结果的集合，即特定的原因集合必然导致特定的结果集合，原因集合中任一原因的改变，都必然引起结果集合的改变。
概念有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之分。而汉语名词却没有单复数之分。通常，汉语中的名词既可以表示集合概念，也可以表示非集合概念。对同一名词，作为集合概念使用和作为非集合概念使用，其概念的内涵并不一致。故在特定语境下，应当区分名词的概念类别，正确使用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以避免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原因”、“结果”既可作为集合概念使用，也可作为非集合概念使用。我们在指称具体原因和结果时，“原因”和“结果”为非集合概念，比如：“被告行为是损害发生的原因”。而在指称原因集合和结果集合时，“原因”和“结果”则为集合概念，比如：“事物发展的原因是复杂的”。
从宏观上看，原因与结果都是作为集合体而存在的，任何结果的产生必定源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任何原因也都会导致多方面的结果。一方面，事物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是客观的、普遍的和绝对的，绝对孤立的事物或者封闭的系统是不存在的。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既有不变的，也有变化的；既有常规的，也有非常规的；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等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并非单一结果。世界是立体的和运动的，任何原因作用力的方向也必然是多维的。另一方面，原因与结果是相对而言的，原因视为结果时还有导致它产生的原因，结果视为原因时还有它产生的结果。因果链可以随着时空的扩大而无限延伸。故原因之前还有原因，结果之后还有结果。如果不作时空方面的限制，“原因”和“结果”就都是无限集合，作了时空方面的限制，“原因”和“结果”则为有限集合。
原因集合中的某一特定原因与特定结果的关系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可以把原因分为不变的原因和变化的原因（或称动因）。当原因集合中的其他原因不发生变化，某一原因的产生或者变化即可导致特定结果的时候，人们通常称该原因是结果产生的充分条件——并非单一原因，而是单一动因。当原因集合中的其他原因不发生变化，某几个原因的相互结合才能导致特定结果的时候，人们通常把这几个原因中的每一个原因都称作结果产生的必要条件——必要条件之和，即为结果产生的充分条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充分条件或者必要条件之和与结果的联系为必然联系，单一必要条件与结果的联系则为偶然联系。
必然与偶然、原因与结果是两对具有不同意义的哲学范畴。必然与偶然反映的是单个事物的存在状态或者不同事物间相互关系的确定性问题。原因与结果反映的是不同事物间相互关系中的因果性问题。我们描述特定事物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用“是”或者“不是”、“有”或者“没有”表达就足够了。只有在描述事物及其相互关系的确定性时，才用“必然”或者“偶然”去表达。
导致结果产生的原因集合有简有繁。在复杂的原因集合中，既可能是众多客观原因的集合，也可能是人的行为和客观原因的集合。导致特定结果的原因集合中，各原因的出现及其与其他原因的组合方式具有偶然性。人的行为是由意识支配的，而人的意识的产生更具偶然性和复杂性。故复杂的原因集合通常是难以完全重复的。这也是人们对于某些事物间因果关系的规律性难以把握的重要原因。
（三）关于客观因果关系与主观因果关系。客观因果关系即客观存在的因果关系。客观因果关系具有立体性和开放性，其原因和结果均为无限集合。主观因果关系是客观因果关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人们所认识、研究的因果关系。由于人们的研究目的不同，通常人们所研究的因果关系只是客观因果关系的一个侧面或者部分——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以某种事物变化为结果，即以结果集合中的某个（些）因素（子集）为结果，而研究原因集合中与研究目的有关的部分原因；或者以某种现象为原因，即以原因集合中的某个（些）因素（子集）为原因，而研究它所导致的与研究目的有关的部分结果。当然，人们所认识的因果关系还受限于人的主观条件的局限性与差异性。笔者把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和结果称为“目标原因”和“目标结果”。通常，在哲学研究以外的领域，人们所称的“原因”和“结果”都是“目标原因”和“目标结果”，“因果关系”也只是目标原因和目标结果的关系；目标原因以外的原因被称作结果发生时存在的条件，目标结果以外的结果则被忽略掉。比如，把鸡蛋和石头同时摔到地上，鸡蛋会破碎，石头不会破碎。如果我们将鸡蛋破碎作为目标结果，其他非目标结果如由于鸡蛋破碎而产生的卫生、劳务、成本等问题就不予考虑了。就原因而言，因为鸡蛋破碎的参照物是石头，故我们把鸡蛋的易碎性作为其破碎的原因。虽然地球的引力等其他原因也是鸡蛋破碎的原因，但此时我们只是把它作为与目标原因同时具备的必需条件。而如果我们发现上午放在篮子里完好的鸡蛋下午却破碎了，那我们一定会认为破碎的原因是某种外力。此时鸡蛋的易碎性就成了鸡蛋破碎的必需条件。质言之，在主观因果关系中，人们根据其研究需要限定原因和结果的范围，主观因果关系中的原因集合和结果集合均为有限集合。
这样，笔者依据与特定结果关系的不同，把客观存在的各种现象分为以下四类：一是作为人们研究的目标、且与特定结果的产生有内在联系的现象，笔者称之为目标原因，或称原因；二是虽与结果产生有内在联系，但并非人们研究目标的现象，笔者称之为非目标原因，或称条件；三是虽然在结果产生前客观存在，但与结果的产生没有内在联系的现象，笔者称之为环境因素。四是在结果产生后出现的各种现象，笔者称之为后来因素——与结果产生无关。比如，甲把乙打伤，甲的侵害行为是乙人身损害的原因，乙身体的生理结构等是造成该伤害的条件，而当时风和日丽以及丙的围观、丁的尖叫等则只是乙人身损害发生时的一些环境因素，而其后发生的事情则是乙人身损害的后来因素。
二、因果关系要件在侵权归责中的位置与功能
侵权归责，就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9]受到侵害，而追究侵害人的侵权责任。[10]侵权归责是按一定程序实施的过程。侵权归责可由当事人自己进行。当事人之间对责任确定有分歧的，可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实施。
侵权归责的完整过程是从受害人或者其他救济权人[11]对其权益损害主张由侵害人承担侵权责任开始，到确定侵权人的具体责任终结。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受害人或者与其有特定关系的人依法享有救济权。救济权为民事主体的私权。受害人或者其他救济权人对其权益损害是否主张由侵害人承担侵权责任具有选择权，对受害权益的特定化及其损害范围的确定也具有选择权。救济权人如果选择损害完全由自己承担，就没有侵权归责了；只有主张损害全部或者部分由侵害人承担，才需要进行侵权归责，以依法确定侵害人的侵权责任。
确定侵害人的侵权责任即侵权归责分三步走：
第一步，是确定侵害人（被告）是否承担侵权责任。“任何国家的侵权行为法皆面临一个基本问题：因权益受侵害而生的损害究应由被害人承担，抑或使加害人负损害赔偿责任？”[12]这也是侵权归责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确定侵害人是否承担侵权责任的工具，或称标准，是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或称侵权责任构成。在我国，侵权责任构成理论主要有“三要件说”和“四要件说”[13]。笔者认为，传统侵权责任构成理论建立在主观过错的基础上，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逻辑缺陷。应当重建过错客观化的侵权责任构成理论。以笔者之见，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包括权利损害、因果关系、过错行为和无免责事由。因受限于本文主题，在此不展开论述。
“要件”是必要条件的简称。在逻辑学上，必要条件是指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即没有该条件就一定没有该结果，但有了该条件，也不一定有该结果。“因果关系是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即表明，缺少因果关系要件侵权责任不能成立，但满足了因果关系要件侵权责任也不一定能成立。只有责任构成要件都得到满足，侵权责任才能成立。
在侵权责任构成中，各要件应当各司其职。因果关系要件的功能，是确定当事人（首先是被告，或为受害人）的行为与损害有没有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研究只需对此作出“有”或者“没有”的回答。如果被告行为与损害没有因果关系，被告的侵权责任不成立，侵权归责就此终结。如果被告行为与损害有因果关系，被告是否承担侵权责任，还要看过错行为要件和无免责事由要件能否满足。
过错行为要件讨论的是行为的正当性问题，其功能是对行为的性质作出法律评价：如果行为人实施的是法律许可或者鼓励的行为，即正当行为、无过错行为，则应受到法律保护，而不产生不利的法律后果即法律责任；如果行为人实施的是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不正当行为、过错行为，除非有免责事由，就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侵权归责中，过错行为要件为法律评价要件，在确定行为人是否承担责任时具有决定意义，也是侵权归责的难点所在。
笔者认为，责任构成中的过错行为是指民事主体负有避免特定损害发生的有关义务而没有履行该义务的行为；是具体的过错行为，而不是抽象的过错行为。如果某行为与特定损害没有因果关系，那么该行为一定不是针对该特定损害的责任构成中的过错行为。故责任构成的逻辑顺序是因果关系分析在先，过错行为分析在后。
——以法哲学和社会学为视角
罗亚海
摘要：诚信原则作为帝王条款，是民法基本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突破民法基本原则的视野，法哲学上的自然法观和实证法的反思，道德目的论和工具论的评述，社会控制层面的分析，有助于诚信原则理论内涵的深化和价值理念的提升。
关键词：诚信原则 法哲学的反思 道德评述 社会控制
A new research on good faith doctrine in many-sided view
Luo ?yahai
(Shan-do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 Shandong Taian, 271018)
Keywords: good faith doctrine legal philosophy moral comment social control
诚信原则君临法域，以民法之发展历史考[①《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履行契约这诚实信用原则”；《法国民法典》第242条规定“信义原则（Treuund clauben）”，第157条规定诚信原则为契约解释之一般准则；《瑞士民法典》第二条规定“一切之人，其行使权利或及履行义务，均应遵以诚信方法”。]①，诚信原则之地位日益凸显，俨然成为“帝王条款”。其间虽有过对诚信原则地位的质疑和批判[②见《质疑“帝王”条款》一文，《法学评论》2000年第2期第137页。]②，但诚信原则之行为准则、审判准则、克服成文法局限之作用是不容否定的，且社会对诚信的正面道德引导和鲜明的价值认同，表明了诚信原则必有存在之深厚土壤。然日前私法意识缺省，信用危机尤甚，更应多维度、宽路径对诚信原则进行考查。本文以法哲学反思与道德评述为主线，以社会控制为平台，希翼深化诚信原则的理论品质和提升其价值理念。
一、诚信原则的基本界定
（一）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界定
早在古时候,诚实信用原则指在订约时,要诚实行事,不许称霸;在订约后,重信用,自觉履约[吴道霞《技术经济》2000年 第6期(总第150期) ，第22页。 ] 现在，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形成的道德规则。它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格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诚实信用原则为一切市场参加者树立了一个“诚实商人”的道德标准，隐约地反映了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要求。[梁慧星《诚实信用原则与漏洞补充》，《法学研究》[J]1994年第2期(总第91期)，第21页。]
诚实信用在最初作为一种道德规则，曾长期以商业习惯的形式存在，作为法的补充而对社会起着某种调整作用。随着契约自由和自由放任主义的发展，这种倾向对诚实信用原则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经济危机更加频繁和深重，社会经济生活动荡不堪。为了协调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立法者开始注重道德规范的调整作用，诚实信用等道德规范被引入法典，开始了诚实信用的法学之旅。法律之吸收道德观念，始于罗马法[梁慧星《诚实信用原则与漏洞补充》，《法学研究》[J]1994年第2期(总第91期)，第21页。]。在罗马法上，诚实信用观念体现在一般恶意抗辩诉权中。诚实信用原则与一般恶意抗辩同出一源，具有同一意义。法国民法的制定，正值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要求不受任何约束地、毫无限制地榨取剩余价值。所谓自由放任主义政策正是这一要求的体现。因此，法国民法典未采用罗马法一般恶意抗辩诉权，仅在第1134条规定，“契约应以善意履行之”。此所谓“善意”，即诚实信用。但在自由放任主义思想支配之下，上述条文只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补充，在法律实践上难有实际意义。1863年的撒克逊民法典第858条规定，契约之履行，除依特约、法规外，应遵守诚实信用，依诚实人之所应为者为之。但依该法，当事人可依约定排除诚实信用原则之适用至此，仍未越出契约自由的范围[转引梁慧星《诚实信用原则与漏洞补充》，《法学研究》[J]1994年第2期(总第91期)，第21页。]。
随着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转化，立法者不得不更加注重道德规范的调节功能。罗马法和法国民法典关于一般恶意抗辩和善意的零星补充性规定，己经不能满足需要。诚实信用原则开始由道德规范向着法律制度发生异化。于是德国民法典第242条明文规定:债务人须依诚实与信用。日本于战后修订民法典，于总则编第1条2款，明定诚实信用原则为民法之基本原则。我国台湾于八十年代初修订民法总则，鉴于最高法院态度保守，过分拘泥文义，误认诚实信用原则仅适用于债之关系，致妨碍法律进步，故于总则第148条增设第2款: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依诚实及信用方法。确立诚实信用原则系属帝王条款，君临法域之基本原则。[扬仁寿《法学方法导论》[M]1987年修订版，第171页。]
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不仅适用于契约的订立、履行和解释，而且最终扩及于一切权利的行使和一切义务的履行，成为民法之基本原则。其性质亦由补充当事人意思的任意性规范，转变为当事人不能以约定排除其适用，甚至不待当事人援引法院可直接依职权适用的强行性规定。究其本质，诚实信用原则，由于将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合为一体，兼有法律调节和道德调节的双重功能，使法律条文具有极大的弹性，法院因而享有较大的裁量权，能够据以排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直接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诚实信用原则，被奉为现代民法的最高指导原则。[梁慧星《民法》[M]第323页。]
(二)诚实信用原则本质认识
1.诚实信用为市场经济活动的基本道德准则
诚实信用原则涉及两重利益关系，即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诚实信用原则的目标，是要在这两重利益关系中实现平衡。在现代化市场经济条件下，诚实信用已成为一切市场参加者所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它要求市场参加者符合于“诚实商人”的道德标准，在不损害其他竞争者，不损害社会公益和市场道德秩序的前提下，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在应对经济发展的历程中，法国民法典将善良风俗与公共秩序并提，德国民法典规定了善良风俗，日本民法典和我国台湾民法典系仿法国法，即将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并列，合称公序良俗。
2.诚实信用原则由道德准则到法律准则的异化
诚实信用在被看作民法典的一个法律条文之后，已经不再是单纯的道德规则，而成为一项法律规范，但它是以道德为内容的法律规范。在这种态势下诚实信用原则仍以社会伦理观念为基础，是将道德规则与法律规则合为一体，但同时具有法律调节和道德调节的双重功能，使法律获得更大的弹性，法官因而享有较大的公平裁量权，能够排除当事人意思自治而直接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M]，第79页。]
二、法哲学和社会学理念对诚信原则的渗透
（一）哲学、法哲学的反思——诚信原则之身自然法观和法律实证观
对西方哲学和法哲学进行一次二元性的析理，则法律乃至世界的本源无非是应然和实然的问题，从古西腊至今的哲学或法哲学流派均不外于此。“既在自然世界旁边还存在一个应然世界，相应地有一个规范实然世界的实在法和一个规范应然世界的自然法。其中自然法学经历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自然法、中世纪的神学自然法历史积淀，其思想和理念经过不同时代的思想变迁和不同法学家的梳理呈现出古典自然法、新康德自然法、新经院自然法等诸多流派；而实证法学在与自然法学的论争中逐渐形成了功利主义法学、分析实证法学、纯粹法学、语言法学。对诚实信用原则本质层面的分析可以从这两方面着手：
诚实信用原则的自然法观：
自然法哲学的渊源可追溯到柏拉图的理念论，“奉行正义原则，实行人治的理想国”，“理念的东西是唯一的”④；亚理士多法则提出的是“自然正义说”[⑤陈金刚：《拯救客观性——关于法治方法的理论探索》，《法律科学》[J]，2001.6.19-32。]⑤；古罗马的西塞罗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理性主义自然法理论，“法律是最高的理性，以自然生出来的，指导应做的事，禁止不应做的事”[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吏纲》[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3页。]。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古典自然法则以霍布斯的国家主义[何勤华：《西方法学史》[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7页。]、洛克的自然主义[ 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法律方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6-61页。]、卢校的激进民主主义[ 同上。]为代表。因此自然法强强调效仿自然、遵循“自然秩序”，其理念即为崇尚自然、倡导正义、宣扬理法，是一种理想的社会治理结构和社会生活模式，并且凡此均为不论自明的公理，诚信原则要求人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形成的道德准则。遂此诚信原则在本源上内含了正义和公平的内质契合了自然法观灵魂的核心要素，自然法观可视为诚信原则的理论来源，且在时下中国的变革现实中，由于诚信的缺失，诈欺的盛行，对诚信原则的推崇和呼唤更多的是自然界法观上的意味。
诚实信用原则的法律实证观
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在18世纪70年代后预示着一场社会革命的高潮，即是反自然法哲学思潮涨功利主义和法律实证主义蕴远而生。边泌认为自然已将人类置于两个至高无上的主人，苦与乐的统治之下”，“趋乐避苦”是人类的天性[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吏纲》[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82页。]。而后期穆尔则认为“功利主义的幸福原则是利他的而非利已的，因为它的理想是所有相关之人的幸福”，“正义感乃是对精辟进行报复的欲望”[郑永流：《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从》[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页。]，而后期的奥斯丁的分析法学派，凯尔森的纯粹法理论都乖系了这一理论分析路径。法律实证观剔除了法律中正义理性如此类抽象概念的内涵，在原则上，实证主义使自己限于实在法的理论及其解释，正如凯尔森所言及的，“社会关系的科学以一门伦理科学向因果社会学的这一转变，即转变为解释实际行为的现实并从而对价值不加关注”[ （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426页。]，。在现实的交易中涉及两重利益关系，即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要实现利益的平衡就要求诚实交往、守信不欺。如此诚信原则已经少了原有的道德因素、伦理成分是对现实社会关系和利益格局和一种功利化的选择。进言之，制度的功利主义为理解诚信原则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
（二）道德上的评述——诚信原则之目的论和工具论
哲学、法哲学上的反思只是对诚信原则的本质进行了追根溯源的并且为其寻求着支持。然诚信原则的评价问题并没有解决，诚信原则之自然法观与诚信原则之实证法观孰优孰劣或各有利弊在后文有所阐发。
道德目的论与诚信原则
道德目的论即是“肯定道德自身即具有无上的价值和至高的价值，为此要求为道德而道德，要求纯化道德动机”[王泽应：《论道德目的论与道德工具论》，原载《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J]， 29-33页。]。道德本身即是目的与诚信原则极其理性是相吻合的，道德目的论即是对诚信原则之自然法观的肯定。诚信原则要求市场交易的文体，被授予自由裁量权的法官均应遵循之，履行之。如果不被遵循，则应受道德上的否定性评价。于是诚信原则理应成为市场基本的道德准则之一，是市场交易过程中应有的品质。
以目的论观诚信原则，即视诚信原则为终极目的是有积极意义的，表现在：㈠确立诚信原则的尊严、神圣地位，有助于在全社会树立起重诚实、守信用的理念和意识，可以在意识形态领域抵制欺诈思想的侵蚀。㈡将诚信原则作为一项基本的道德原则，有助于宣扬人的社会性和内在规定性，为诚信而诚信，让人或为道德的奴隶，这是对人自身的否定期与抹杀。并且诚信之目的论会使人们将物质利益、功利幸福与道德、诚信对立起来。“轻利重义”与社会整合期要形成的新的道德观和义利观存在潜在冲突。提倡、宣导诚信必须考虑到骄枉过正的危险。
道德工具论与诚信原则
道德工具论认为“道德自身即具有最高或终极的价值，人生最高的价值或终极的价值在道德之外或者道德之上”[王泽应：《论道德目的论与道德工具论》，原载《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J]， 29-33页。]在此，道德只是社会控制的工具之一，是社会的基本价值之一。道德往往是对各方利益平稳的理性支持是对各种社会关系进行经济博弈分析而作的道义上的肯定，道德工具论是对诚信原则的实证法观的肯定。
诚信原则在道德工具论的范畴中，只是实现社会控制的工具之一，通过社会治理和社会控制达到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经济环境。因此诚信原则之工具论，和利于实现市场交易当事人和整个社会利益和最大化，鼓励人们对功利幸福和物质利益的追求体现了人本主义精神。但工具范畴论也潜伏着道德滑坡，道德堕落的危机。
（三）社会学上的分析——兼论诚信原则的社会控制。
法律科学是强调实践的科学，然“经验是以体现在社会事实中得到实现的。正义就是通过“集体经验在直觉上认识出来的”[ （美）罗·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和任务》[M]，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出版，1984年，第84-85页。]，因而我们即要提炼诚信原则之自然法理念，又要将之反作用于社会实践，实现目的论和工具论的统一，实现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使主观风诸于客观，这即是社会控制。在结构主义者的视野中，良好社会控制包涵了文化形式和制度[ （瑞典）汤姆·R·伯恩斯等著，《结构主义的视野——经济与社会的变迁》[M]，周长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72页。]。
信原则的文化控制。
文化是一定物质条件、制度结构、精神状态综合作用下形成的，对诚信原则的文化控制要求，在全社会树立诚实守信的伦理道理和信仰观信念，使得诚实守信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自觉行为和习惯思维。当前各种思潮相互激荡，客观科学，可以作用于实践的文化体系尚未完全确立之时，以诚信原则这一价值标准来为不健全的制度提供指引是相对可取的。
2、信原则的制度控制。
制度控制是正式的制度化控制，即以明文规定的形式规定全社会的行为规范，从而对全体社会个体、社会群体、社会组织行为进行调节与制约。诚信原则的制度控制是将诚信落到实处的有效机制。
三、诚信原则法学理念范畴的重构
（一） 诚信原则是保障司法自由裁量权得到正确行使的技术手段
诚实信用原则具有既保障司法裁量权又有保障该裁量权的适度行使两重功能。当法律存在白地规定型漏洞[法解释学上所谓白地规定型漏洞，指立法者有意识地任由法官对法律规定子以判断决定的法律漏洞，即不确定概念和一般条款。见梁慧星《诚实信用原则与漏洞补充》，《法学研究》[J]1994年第2期(总第91期)，第24页。]的时候，诚实信用原则将赋予法官按照在该制度的框架下自由裁量的权利。对这种漏洞由法官评价地予以补充，加以具体化。例如，台民法第254条规定:契约当事人一方迟延给付者，他方当事人得定相当期限催告其履行，如于期限内不履行时，得解除契约。与此相对应，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同时，诚实引用原则也要求法官对于白地规定型漏洞不能没有原则的进行解释，要按照法律赋予诚实信用原则的应然含义进行解释，当然也就包含对司法本身诚实信用的义务性要求。
（二）诚信原则对法律滞后性和立法失误的克服
因为法的稳定性要求带来法的滞后性，因此而产生了所谓预想外型漏洞和明显漏洞问题。预想外型漏洞，指某种事件超出了立法者的预见，因而未有法律规定。多数属于因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变化所致。依诚实信用原则补充预想外型漏洞，是指以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排除乍看起来应予适用的法律规定之手段。所谓明显漏洞，指对于某种事件，依法律所使用词语之意义及立法者和准立法者意思，均小能涵盖的法律漏洞。对于明显漏洞，可以诚实信用原则作为补充手段。[梁慧星《诚实信用原则与漏洞补充》，《法学研究》[J]1994年第2期(总第91期，第25页。]在现代民法上，诚实信用原则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立法当时所未为立法者预见的案件，可以用诚实信用原则补充法律漏洞，做出妥当的裁判，使法律和裁判适应于社会发展变化。但同时也应看到，如果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运用不加限制，则可能导致诚实信用原则的滥用，以致损害法律的权威和法体系的安定。
论侵权归责中的因果关系—兼及哲学因果关系的有关问题
卜越
【摘要】破解侵权归责因果关系之难题，应采用由整体到局部的系统分析方法，发现并消除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理顺方方面面的逻辑关系。有必要厘清哲学因果关系中的一些模糊认识。在侵权归责中，因果关系要件只是单纯的事实要件，它与法律评价要件有不同的功能，应当将二者区分开。对侵权归责中的原因作出恰当分类，有益于进一步加深对它的认识。
【关键词】侵权归责；结果；原因；因果关系
【正文】
侵权归责中的因果关系问题一直被视为不解之法学难题。虽然中外学者始终没有放弃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却鲜有令人振奋的成果。
治病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这样的方法只能缓解症状，而难以消除病根。另一种是追根溯源的方法。比如身体肌肤的问题要到脏腑去找原因，消除了病因，疾病就彻底治愈了。这就是中医治病的思路——从人身体的整体、从各脏腑的相互关系上去认识和治疗疾病——与当代系统论的观点是一致的。破解侵权归责因果关系的难题，也应当按照中医的思路，从整体到局部，发现并且消除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理顺方方面面的关系。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或将导致整个理论体系的改建或重建。
本文不对已有的、各种各样的因果关系理论作系统评论，而是在学习借鉴国内外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构建新的侵权归责因果关系理论。
一、哲学因果关系的有关问题
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与侵权归责中的因果关系，乃抽象与具体之别。哲学因果关系理论对于研究侵权归责中的因果关系具有指导意义。传统侵权归责因果关系理论上的一些谬误，也能找到哲学因果关系理论的渊源。故在讨论侵权归责中的因果关系之前，有必要对哲学因果关系的有关问题作些讨论。
（一）关于“因果关系”、“原因”、“结果”的概念
我国现有的哲学教科书都是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一章（节）中论述原因和结果的。有教材是这样说的：“原因和结果是揭示事物或现象引起和被引起关系的哲学范畴。原因是引起一定现象的现象，结果是由一定现象引起的现象。原因和结果构成的相互关系就是因果关系。”[1]用原因和结果去解释因果关系，显然是本末倒置了。
从概念分类上讲，“原因”和“结果”为相对概念[2]。相对概念是相对于另一方而言的。比如，“大”是相对于“小”而言的，“夫”是相对于“妻”而言的。抛开相对的另一方，孤立地谈一个相对概念是没有意义的。以笔者之见，相对概念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因比较而生的概念。即两类或两类以上的事物作某方面的比较时，形容程度差别的概念，通常用形容词来表示。如“大”与“小”、“轻”与“重”，等等。二是因关系而生的概念。即反映某种事物间相互关系之一方的概念，通常用名词来表示。如“夫”与“妻”、“父”与“子”、“领导”与“被领导”，等等。要明确因关系而生的概念，首先要明确该关系。如同要理解“夫”与“妻”，首先要理解婚姻关系一样。对于相对概念的定义，通常不是采用“属加种差”的方法，而是采用说明或者描述的方法。比如，把“长”定义为：“两点之间的距离大（跟“短”相对）。”[3]把“妻子”定义为：“男女结婚后，女子是男子的妻子。”[4]如果采用“属加种差”的方法去定义“妻子”，说“与男子结婚的女子是妻子”，则显然不对。因为该女子为“妻子”只是相对于丈夫而言，如果相对于子女，她就是“母亲”了。“原因”和“结果”即属于相对概念中因关系而生的概念，可对其作如下说明式定义：在因果关系中，我们称被引起的现象为结果，称引起的现象为原因。可见，只有理解及说清“因果关系”，才能理解及说清“原因”和“结果”。
因果关系是事物间相互关系的一种。事物间的相互关系（联系）以其性质可分为本质联系与非本质联系。必然联系和偶然联系、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的划分与之同义。本质联系即有规律的联系，具有客观性、重复性、稳定性和普遍性的特点。笔者认为，事物间的本质联系（关系）可分为两类：一是结构关系，指系统内部各要素以及各分系统、子系统之间稳定的相互关系。结构关系是系统内部各要素以及各分系统、子系统的存在方式，是系统功能的必然表达与体现。二是因果关系，指事物既有状态的变化（果）与引起该变化的诸因素（因）之间的关系，或如通说“因果联系是由先行现象必然引起后续现象的一种本质的联系”[5]。事物的发展变化是普遍的和永恒的。有发展变化就有因果关系。如果事物原有的状态没有任何改变，也就不存在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变化与运动不同。运动是事物存在的状态，而变化是既有状态的改变。故被称为“结果”的现象只能是一个新现象、一个变化了的现象，包括新事物产生或者原有事物发生变化。即如维之先生所言“结果即事物之状态变化”[6]。事物的变化是相对而言的，有相对不变的参照物，才有相对于参照物的变化。参照物与结果都具有客观性。原因是在结果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且与结果的产生有内在联系的现象。从时间上说，只有在结果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现象才能称为原因。从相互关系上说，只有与结果的产生有内在联系的现象才能称为原因，或者说，只有引起结果产生的现象才能称为原因。
（二）关于因果必然性以及原因集合与结果集合
因果必然性是因果关系的本义所在。只有先行现象必然引起后续现象，二者的关系才能称为因果关系。“必然性反偶然、随机、自由、任意或多可能性而定义，指（事物变化的）确定性、严格规律性或唯一可能性。”[7]
“‘因果必然性’乃是对于完全的原因作用和整体的结果状态而言的”。[8]即哲学上所说“因果必然性”或者“因果关系具有必然性”，其中的“因”与“果”并非指特定的或者单一的原因和结果，而是指全部原因和结果的集合，即特定的原因集合必然导致特定的结果集合，原因集合中任一原因的改变，都必然引起结果集合的改变。
概念有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之分。而汉语名词却没有单复数之分。通常，汉语中的名词既可以表示集合概念，也可以表示非集合概念。对同一名词，作为集合概念使用和作为非集合概念使用，其概念的内涵并不一致。故在特定语境下，应当区分名词的概念类别，正确使用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以避免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原因”、“结果”既可作为集合概念使用，也可作为非集合概念使用。我们在指称具体原因和结果时，“原因”和“结果”为非集合概念，比如：“被告行为是损害发生的原因”。而在指称原因集合和结果集合时，“原因”和“结果”则为集合概念，比如：“事物发展的原因是复杂的”。
从宏观上看，原因与结果都是作为集合体而存在的，任何结果的产生必定源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任何原因也都会导致多方面的结果。一方面，事物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是客观的、普遍的和绝对的，绝对孤立的事物或者封闭的系统是不存在的。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既有不变的，也有变化的；既有常规的，也有非常规的；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等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并非单一结果。世界是立体的和运动的，任何原因作用力的方向也必然是多维的。另一方面，原因与结果是相对而言的，原因视为结果时还有导致它产生的原因，结果视为原因时还有它产生的结果。因果链可以随着时空的扩大而无限延伸。故原因之前还有原因，结果之后还有结果。如果不作时空方面的限制，“原因”和“结果”就都是无限集合，作了时空方面的限制，“原因”和“结果”则为有限集合。
原因集合中的某一特定原因与特定结果的关系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可以把原因分为不变的原因和变化的原因（或称动因）。当原因集合中的其他原因不发生变化，某一原因的产生或者变化即可导致特定结果的时候，人们通常称该原因是结果产生的充分条件——并非单一原因，而是单一动因。当原因集合中的其他原因不发生变化，某几个原因的相互结合才能导致特定结果的时候，人们通常把这几个原因中的每一个原因都称作结果产生的必要条件——必要条件之和，即为结果产生的充分条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充分条件或者必要条件之和与结果的联系为必然联系，单一必要条件与结果的联系则为偶然联系。
必然与偶然、原因与结果是两对具有不同意义的哲学范畴。必然与偶然反映的是单个事物的存在状态或者不同事物间相互关系的确定性问题。原因与结果反映的是不同事物间相互关系中的因果性问题。我们描述特定事物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用“是”或者“不是”、“有”或者“没有”表达就足够了。只有在描述事物及其相互关系的确定性时，才用“必然”或者“偶然”去表达。
导致结果产生的原因集合有简有繁。在复杂的原因集合中，既可能是众多客观原因的集合，也可能是人的行为和客观原因的集合。导致特定结果的原因集合中，各原因的出现及其与其他原因的组合方式具有偶然性。人的行为是由意识支配的，而人的意识的产生更具偶然性和复杂性。故复杂的原因集合通常是难以完全重复的。这也是人们对于某些事物间因果关系的规律性难以把握的重要原因。
（三）关于客观因果关系与主观因果关系。客观因果关系即客观存在的因果关系。客观因果关系具有立体性和开放性，其原因和结果均为无限集合。主观因果关系是客观因果关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人们所认识、研究的因果关系。由于人们的研究目的不同，通常人们所研究的因果关系只是客观因果关系的一个侧面或者部分——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以某种事物变化为结果，即以结果集合中的某个（些）因素（子集）为结果，而研究原因集合中与研究目的有关的部分原因；或者以某种现象为原因，即以原因集合中的某个（些）因素（子集）为原因，而研究它所导致的与研究目的有关的部分结果。当然，人们所认识的因果关系还受限于人的主观条件的局限性与差异性。笔者把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和结果称为“目标原因”和“目标结果”。通常，在哲学研究以外的领域，人们所称的“原因”和“结果”都是“目标原因”和“目标结果”，“因果关系”也只是目标原因和目标结果的关系；目标原因以外的原因被称作结果发生时存在的条件，目标结果以外的结果则被忽略掉。比如，把鸡蛋和石头同时摔到地上，鸡蛋会破碎，石头不会破碎。如果我们将鸡蛋破碎作为目标结果，其他非目标结果如由于鸡蛋破碎而产生的卫生、劳务、成本等问题就不予考虑了。就原因而言，因为鸡蛋破碎的参照物是石头，故我们把鸡蛋的易碎性作为其破碎的原因。虽然地球的引力等其他原因也是鸡蛋破碎的原因，但此时我们只是把它作为与目标原因同时具备的必需条件。而如果我们发现上午放在篮子里完好的鸡蛋下午却破碎了，那我们一定会认为破碎的原因是某种外力。此时鸡蛋的易碎性就成了鸡蛋破碎的必需条件。质言之，在主观因果关系中，人们根据其研究需要限定原因和结果的范围，主观因果关系中的原因集合和结果集合均为有限集合。
这样，笔者依据与特定结果关系的不同，把客观存在的各种现象分为以下四类：一是作为人们研究的目标、且与特定结果的产生有内在联系的现象，笔者称之为目标原因，或称原因；二是虽与结果产生有内在联系，但并非人们研究目标的现象，笔者称之为非目标原因，或称条件；三是虽然在结果产生前客观存在，但与结果的产生没有内在联系的现象，笔者称之为环境因素。四是在结果产生后出现的各种现象，笔者称之为后来因素——与结果产生无关。比如，甲把乙打伤，甲的侵害行为是乙人身损害的原因，乙身体的生理结构等是造成该伤害的条件，而当时风和日丽以及丙的围观、丁的尖叫等则只是乙人身损害发生时的一些环境因素，而其后发生的事情则是乙人身损害的后来因素。
二、因果关系要件在侵权归责中的位置与功能
侵权归责，就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9]受到侵害，而追究侵害人的侵权责任。[10]侵权归责是按一定程序实施的过程。侵权归责可由当事人自己进行。当事人之间对责任确定有分歧的，可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实施。
侵权归责的完整过程是从受害人或者其他救济权人[11]对其权益损害主张由侵害人承担侵权责任开始，到确定侵权人的具体责任终结。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受害人或者与其有特定关系的人依法享有救济权。救济权为民事主体的私权。受害人或者其他救济权人对其权益损害是否主张由侵害人承担侵权责任具有选择权，对受害权益的特定化及其损害范围的确定也具有选择权。救济权人如果选择损害完全由自己承担，就没有侵权归责了；只有主张损害全部或者部分由侵害人承担，才需要进行侵权归责，以依法确定侵害人的侵权责任。
确定侵害人的侵权责任即侵权归责分三步走：
第一步，是确定侵害人（被告）是否承担侵权责任。“任何国家的侵权行为法皆面临一个基本问题：因权益受侵害而生的损害究应由被害人承担，抑或使加害人负损害赔偿责任？”[12]这也是侵权归责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确定侵害人是否承担侵权责任的工具，或称标准，是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或称侵权责任构成。在我国，侵权责任构成理论主要有“三要件说”和“四要件说”[13]。笔者认为，传统侵权责任构成理论建立在主观过错的基础上，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逻辑缺陷。应当重建过错客观化的侵权责任构成理论。以笔者之见，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包括权利损害、因果关系、过错行为和无免责事由。因受限于本文主题，在此不展开论述。
“要件”是必要条件的简称。在逻辑学上，必要条件是指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即没有该条件就一定没有该结果，但有了该条件，也不一定有该结果。“因果关系是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即表明，缺少因果关系要件侵权责任不能成立，但满足了因果关系要件侵权责任也不一定能成立。只有责任构成要件都得到满足，侵权责任才能成立。
在侵权责任构成中，各要件应当各司其职。因果关系要件的功能，是确定当事人（首先是被告，或为受害人）的行为与损害有没有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研究只需对此作出“有”或者“没有”的回答。如果被告行为与损害没有因果关系，被告的侵权责任不成立，侵权归责就此终结。如果被告行为与损害有因果关系，被告是否承担侵权责任，还要看过错行为要件和无免责事由要件能否满足。
过错行为要件讨论的是行为的正当性问题，其功能是对行为的性质作出法律评价：如果行为人实施的是法律许可或者鼓励的行为，即正当行为、无过错行为，则应受到法律保护，而不产生不利的法律后果即法律责任；如果行为人实施的是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不正当行为、过错行为，除非有免责事由，就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侵权归责中，过错行为要件为法律评价要件，在确定行为人是否承担责任时具有决定意义，也是侵权归责的难点所在。
笔者认为，责任构成中的过错行为是指民事主体负有避免特定损害发生的有关义务而没有履行该义务的行为；是具体的过错行为，而不是抽象的过错行为。如果某行为与特定损害没有因果关系，那么该行为一定不是针对该特定损害的责任构成中的过错行为。故责任构成的逻辑顺序是因果关系分析在先，过错行为分析在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