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实验动物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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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85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经营活动管理办法》已经１９９９年２月２４日自治区第九届人民政府第四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１９９９年２月２５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经营活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体育经营活动管理，繁荣和发展体育市场，促进体育事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以体育项目为手段，以营利为目的的下列经营活动：
　　（一）体育竞赛、体育表演；
　　（二）体育健身、体育娱乐；
　　（三）体育技术信息、培训及体育经纪活动；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它体育经营活动。
　　体育经营活动的具体项目由自治区体育主管部门根据国家规定和自治区实际提出，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第三条　体育经营活动应当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有益于群众的身心健康。
　　禁止和取缔有损健康、宣扬暴力、色情淫秽、封建迷信和进行赌博等违法体育经营活动。


　　第四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从事、参与体育经营活动，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鼓励和支持体育经营者为全民健身和培训优秀运动员做贡献。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承办、接纳、参与未经体育主管部门批准的营利性体育活动。


　　第五条　县级以上体育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体育经营活动的管理工作。
　　宾馆、酒店内附设的保龄球、台球场所的经营活动和农村的台球经营活动，由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其余的保龄球、台球经营活动，由体育主管部门负责管理。
　　工商、税务、公安、卫生、环保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体育经营活动的管理工作。


　　第六条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自治区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办法，负责兵团系统内体育经营活动的管理工作，其各级体育管理机构在业务上接受当地人民政府及其体育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


　　第七条　体育经营活动实行分级审批（核）制度。自治区体育主管部门负责审批（核）下列体育经营活动：
　　（一）外国人、外国组织依法在自治区内从事的体育经营活动；
　　（二）国际性、全国性和跨省、市（地、州）的体育竞赛和体育表演；
　　（三）自治区所属企、事业单位、群众团体及中央驻疆企、事业单位从事的体育经营活动。
　　各地、州（市）、县体育主管部门负责审批（核）本地、州（市）、县开办的体育经营活动以及公民个人所从事的体育经营活动。
　　上级体育主管部门可以委托下一级体育主管部门行使其审批（核）权。


　　第八条　严禁体育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从事或者变相从事体育经营活动。
　　体育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忠于职守、秉公办事，依法保护体育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体育经营活动进行检查、监督和管理时，应当向体育经营者出示行政执法证件。不出示的，体育经营者有权拒绝检查、监督和管理。


　　第九条　体育培训人员、社会体育指导员、裁判员及特种体育项目救护专业人员必须经专业培训并取得体育主管部门颁发的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


　　第十条　从事体育经营活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体育活动要求的场地、器材和设施；
　　（二）有与体育经营内容相一致的体育专业技术人员；
　　（三）经营场所应当符合治安、消防、卫生和环保等有关规定；
　　（四）依法应当具备的其他条件。


　　第十一条　申办体育经营活动（包括一次性体育竞赛、表演）应当向体育主管部门提供下列材料：
　　（一）申办体育经营活动的申请书；
　　（二）体育场地、器材设备的情况说明及使用证明等；
　　（三）经营射击、武术、散打、拳击、摔跤、柔道、航空、跳伞、热气球、滑翔、滑翔伞、动力伞、汽车、登山、探险、攀岩、滑雪、自然水域游泳、漂流、摩托艇、龙舟、赛马、赛车、摩托、气功等特种体育经营项目和大型体育竞赛、表演活动，除第（一）、（二）项规定材料外，还必须提供详细的可行性报告、实施方案，主办（协办）单位或者个人情况证明。属于联合性经营的，应当同时提供有关合同（协议书）副本；
　　（四）设立体育俱乐部、体育活动中心、体育场（馆）等从事体育经营活动组织的，除第（一）、（二）项规定的材料外，还应当提交组织章程。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需要办理其他审批（核）手续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二条　体育主管部门对申办长期性体育经营活动的，应当自接到体育经营活动申请书之日起１５日内作出答复；对申办一次性或持续时间不超过３个月的临时性体育经营活动的，应当在１０日内作出答复。予以批准的，发给体育经营合格证，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十三条　体育经营者应当亮证经营，并严格按照物价部门核定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明码标价，不得乱收费。
　　禁止伪造、涂改、买卖体育经营证件。


　　第十四条　体育经营者不得聘用未经专业培训和未取得相应资格证书的人员从事体育培训、指导、裁判及特种体育项目专业救护等工作。不得擅自改变业经批准的经营活动的范围、期限和地点。确需变更或者终止经营的，应当报经原审批部门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登记。


　　第十五条　体育经营者应当主动出示或者提供体育运动规则，正确指导消费者活动，提高服务质量。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现场救护，切实保障观众、消费者、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工作人员和经营场所的安全，维护秩序，保持卫生，防止环境污染，严禁有悖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行为。


　　第十六条　对在体育经营活动中弘扬民族优秀传统，为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做出突出贡献、培育优秀运动员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和为促进体育经营活动健康发展做出贡献以及检举、揭发、查处违法体育经营活动有功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体育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四条第三款的，由体育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视情节轻重处以违法所得３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３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１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十四条之一者，由体育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处以３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应当受到处罚的其他行为，由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体育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引言

　　犯罪被害人是生命、人身侵害事件的最重要的当事人。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刑事司法制度层面，犯罪被害人的存在往往被忽略，刑事被害人权益难以保障，他们往往很难从犯罪人那里获得赔偿，他们遭受着经济与精神上的双重煎熬。如何救济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是刑事司法活动所面临的重要难题。

　　一、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的困境表现

　　1、诉权得不到保证

　　刑诉法解释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对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和本解释一百三十八条规定的，可以告知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既然是“可以”告知，也就是说“可以不告知”。即人民法院对于被害人所遭受物质损失的保护是持任意态度（公安、检察机关更是如此），这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民事诉讼的不告不理原则，也可以认为是被害人放弃请求赔偿的权利。但存在的问题是，在很多情况下，被害人并不知被告人是谁，是否归案，也还有很多并不知道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2、程序被附带

　　附带民事诉讼的庭审应当是在刑事部分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之后，合议庭方就民事部分进行审理。但在审判实践中至少说在庭审笔录反映出来却是，民事部分应有的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和最后陈述的程序被简化甚至被省略，成为名副其实的“附带”，笔录也只有寥寥几笔。另外，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举证、质证也不够规范，应该说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对于自己的赔偿请求都提供了一定的证据，他们也希望在庭审中充分地展示自己的证据，但这种展示受到法官对于庭审时间的限制，而只能是概括性的，显然也就无法要求充分地质证。特别是围绕异议的再举证、再质证更少，通常是由法官庭后裁断。

　　3、酌情赔偿适用的随意性较大

　　关于酌情赔偿的问题，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六条“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 的规定。至于根据什么“情况”则没有明确，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对此也没有涉及。“酌情判决”设立的初衷之一是“使附带民事诉讼的判决得到实际的执行”，实践中也存在“能执行多少，就判多少”的做法，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附带民事诉讼的执结率应该是比较高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空判”和得不到及时执行的仍然很多，许多适用了“酌情判决”却仍然没有得到及时执行的。

　　4、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的差别待遇

　　实践中刑事案件被害人的精神伤害是客观存在的，构成伤残的被害人也大有人在，按理说，对刑事案件被害人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是应当的。但是我国刑事法律明确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损害赔偿金不予支持，尤其是在新的刑事诉讼法颁布后，构成伤残的被害人的残疾赔偿金都不予支持。但《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中明确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换言之，相关司法解释从立法的层面彻底否定了被害人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的可能性。这也是实务中刑事审判庭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一律不予支持的依据所在。这样的法律规定造成了明显不公正的法律后果，刑事案件被害人的精神伤害往往远大于民事案件被害人，而民事案件被害人反而可以获得赔偿，这破坏了我国法律之间的协调统一，其受到的质疑也越来越多。正是因为该司法解释的不合理性，其在审判实践中并未普遍适用，部分法院对被害人向民事审判庭提起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予以支持，也因此造成了前述严重司法冲突的尴尬局面。

　　5、赔偿难以到位

　　审判实践中对于当事人申请先予执行或财产保全的，一般都不予处理，这也导致虽然有些被告人有赔偿能力，但被害人不能及时获得赔偿，也无法通过公权力阻止被告人转移、隐匿财产的行为，最终仍旧很难获得赔偿。如江西省某青年男子刘某因醉酒驾驶将被害人罗某撞成重伤，伤残六级，案发后被告人逃逸被网上通缉。青罗某的家境十分贫寒，根本无力支付庞大的医疗费用，因此家属在公安机关立案阶段希望能够申请先予执行和财产保全，用以支付治疗罗某的费用，但是由于受到法律某些规定的限制，并没有得到司法机关的同意。等到某某被逮捕归案之后，法院判处他 3年的有期徒刑，并赔偿罗某医疗等相关费用将近10 万元。但是在刘某外逃期间，刘某的亲属早就将家中值钱的财产以各种形式变卖了，等到法院执行庭去执行的时候，刘某家中没有任何钱了。被害人的权益因此还是难以实现。实务中刑事被害人因无法获取赔偿而造成生活极度艰难的情形屡见不鲜，由此导致被害人及其家属对社会产生强烈的敌对心理或绝望情绪，当事人上访、闹访甚至扬言要报复被告人家属、报复社会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二、完善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的价值探析

　　1、是平衡诉讼利益，全面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价值观的需要

　　公平正义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社会的永恒主题，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价值取向。人类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公平正义观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法制上的公平正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由此深入发展下去就能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任务。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屏障。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指出：“物质财富的拥有，可以有先后之分；但司法正义的获取，不能有先后之别。”刑事受害人是社会弱势群体的一部分，犯罪行为使他们原有的生活脱离了轨道，因此我们要在制度上给予他们保护，尽量避免二次伤害的出现。

　　2、是保障人权，实现社会和谐的客观需要

　　人权是作为人所应享有的权利。刑事诉讼法在运作的过程中，应有效地保障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各项合法权益，使正义的天平维持在平衡状态。和谐社会需要和谐气氛的培养。犯罪行为发生后，如何处理好国家、被告人、被害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和矛盾，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司法实践中已经表明，只有国家较好的实现了及时追究犯罪行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权利得到了保障，才能实现案件的圆满解决。这其中的被害人的权益是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忽略的，造成受害人得不到应有的物资上的赔偿和精神上的抚慰。导致长期上访、闹访、缠访事件的发生，甚至出现以暴制暴的报复性事件的发生。

　　3、是刑事司法制度发展完善的需要

　　提高刑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保护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这是刑事诉讼法加强人权保障、增强内部科学性的需要。只有切实、充分地保障被害人在诉讼中所享有的权利，才能达到维护其实体性权利的目的。从程序性权利与实体性权利相适应的原理出发，我国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应当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不断地予以加强和完善。

　　三、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的完善路径

　　1、严格保障被害人知情权和参与诉讼权利

　　对于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承办法官应当及时通知被害人，并告知被害人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即告知被害人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确保被害人及时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被害人拥有出庭权，法院有将出庭时间及地点明确传达给被害人的义务；在法庭上设置被害人及其代理人席位，被害人及其代理人拥有与被告人及其代理人同等的诉讼权利；法院、检察院有相互配合的职责和义务，以保障被害人能及时参与诉讼并正确行使其诉讼权利。在庭审中应赋予被害人寻问证人权、质问被告人权、意见陈述权、情感表达权等。

　　2、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金制度

　　目前，由“执行难”引起的刑事被害人得不到真正的救助的案件有很多。有的被告人确实无可供支付赔偿的能力，且执行机关已经穷尽一切可能的措施而被害人仍不能获得赔偿。我们可以通过政府财政收入专项拨款、司法救助社会募捐等方式来筹集救助金，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金制度。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在建立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金的来源上，有了充足保障。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政府有义务和责任对社会中各种利益主体，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特殊利益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达到平衡社会利益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