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身份共犯研究/张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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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


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报告的通知
文化部


国务院同意文化部《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的报告》，现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的报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文化事业有了较快恢复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但是，由于受国家财力限制和其它一些原因，我国文化事业长期存在的底子薄、设施差，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改变
。
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切实解决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关于“中央和地方都要把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逐步增加必要的投入”的精神，以及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中，关于“要继续积极稳妥地进行各类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认真研究制定促进文化事业发展的经济政策，对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给予必要物质支持”的要求，在深化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内部管理的同时，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对文化
事业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和保障，以使文化事业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为此，就当前急需解决的有关文化经济政策问题，经与国家计委、财政部、人事部、建设部、国家税务局等有关部门协商，提出以下意见：
一、各级政府要真正把文化事业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在思想上高度重视，政策上加以引导，资金上予以支持。要逐年增加文化事业经费的投入，逐步改变文化经费紧张的状况，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
二、各级文化部门要制定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配合有关部门制定符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文化经济政策，加强队伍建设和财务管理，注重经营管理，不断提高管理水平。要发扬勤俭办事业的优良传统，合理调整文化经费支出结构，挖掘内部潜力，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利用现
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积极合理地组织收入，增强自身发展能力，合理使用事业经费，提高经费的使用效果。
三、各级政府对文化设施建设要列入议事日程，切实予以安排。要将群众需要的必不可少的文化娱乐设施建设纳入城乡建设的总体规划，合理布局，统一建设。“八五”期间，要努力做到县县有图书馆、文化馆，乡乡有文化站。各地建设住宅小区，要严格按照城市规划要求，统筹规划
文化娱乐活动场所，实行同步建设。小区级非营业性文化设施的投资，可列入小区住宅建设投资。
四、要适当增加文化事业的基本建设投资。有条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每年应有一定的文化基建投资基数并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逐步增加这方面的投入，使之与物质文明建设方面的投入保持适当的增长比例。各级计划部门对当地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的确需建设的文化设
施项目，不应当作“楼堂馆所”加以限制，应尽可能地给予支持，在年度计划中安排落实投资。“八五”期间，经过调整改革后的艺术表演团体，在充分利用社会上现有可供演出场所的前提下，要视各地财力情况逐步建设自己的演出场所。
五、当前各地现有的剧场、影剧院严重破旧的问题十分突出，要抓紧进行维修改造，充实设备，改善条件。所需资金除由各级财政部门每年安排一定的维修费，拨给文化部门统一掌握使用外，还可采取其他办法筹集，如从电影票价附加和纳税后的“以文补文”收入中提取等。筹集资金
的具体办法，由各地文化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并报国家规定的具有批准权限的部门批准后施行。
六、切实解决各级公共图书馆购书经费紧张的问题。各级财政部门应会同同级文化部门，根据图书馆的规模、编制、藏书等情况，核定其经费预算，并将购书费予以标明，实行专款专用。在核定正常经费和购书费时，既要严格控制人员编制，避免人员经费挤占业务费，又要充分考虑工
资、物价、书报刊价格上涨以及外汇升值等增支因素，逐年予以增加。
七、对艺术表演团体要继续贯彻整顿、改革的方针，合理调整布局，精简冗员。对整顿后确定保留的艺术表演团体要给予必要扶持。要认真贯彻落实文化部、财政部联合颁发的《艺术表演团体财务管理暂行办法》。各级财政部门和文化主管部门对有实验任务的剧团，为少年儿童服务的
剧团，少数民族的剧团、文工团（队），具有深厚艺术传统和较高艺术水平的某些古老稀有的艺术品种，排练演出反映现实生活和重大题材剧目的团（队），在核定其差额补助费时，要给予照顾。对各类剧团的大型修缮、设备购置补助费，要根据财力可能尽力予以安排，并单独编报预算，

专项补助。对离休、退休人员经费实行单列，专款专用。对舞蹈、杂技、武打演员及管乐演奏员，按月发给“艺术工种补贴”。为鼓励多演出，对超额完成演出场次和收入计划的剧团，可按规定发给“超额补贴”。发放补贴的具体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文化部门会同有关部门
制定。
八、为繁荣舞台艺术，对那些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具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功能的优秀剧（节）目的创作、排练、演出，要予以扶持。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文化主管部门应设立“优秀剧（节）目创作
演出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对优秀剧（节）目创作、演出的补贴和奖励。专项资金除从各级文化部门的文化事业经费中调剂和各级财政酌情补助外，也可采取社会集资的办法以及从“以文补文”收入中适当提取。对“优秀剧（节）目创作演出专项资金”的使用，各级文化部门应会同财政部
门制定切合实际的管理办法。对优秀剧（节）目的奖励，全国性的奖励办法由文化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各地的奖励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报当地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九、根据艺术表演的特点，对已不适宜上台演出而又不到离休、退休年龄，需要转业到其他部门或提前离退休的演员，可实行鼓励他们转业或提前离退休的政策，发给一定的转业、退休费。由于各地情况不同，目前不宜制定全国统一的转业、退休费标准，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
化部门会同同级人事、财政部门根据当地情况制定，报当地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十、为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扶持老少边贫地区的文化事业建设，各地应继续按全国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的规定，根据资金情况，对农村文化事业有重点地给予补助，有效地促进农村文化事业的
发展。
十一、近几年，文化事业单位开展“以文补文”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既发展了各地的文化事业，又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财政的负担，各有关部门要继续予以支持。关于“以文补文”活动的经营方向、收支管理、周转金和税收等问题，各地应继续严格按照文化部、财政部、国家工商
管理局《关于颁发〈文化事业单位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的通知》执行。



1991年6月10日
罪犯婚姻权解读应注意的几个个问题

江苏省司法警官学校 胡配军

在刑罚日益走向文明改造罪犯的今天，把罪犯的应有权利还给罪犯，让罪犯享有未被法律限剥夺的应有权利，这本是理所应然。2004年月日民政部《关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意见》对服刑人员结婚登记突破了1982年公安部对相关问题的尘封，明确规定服刑人员结婚登记的实施办法，使服刑人员的结婚问题得到了法律明示许可。以此解读罪犯婚姻权，笔者认为，《意见》虽然解禁了罪犯的婚姻登记，但并不意味着罪犯婚姻权的全面开封，对罪犯婚姻权的今后解读，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罪犯婚姻权的天赋性
婚姻权是基于婚姻自由而产生的一种权利，婚姻自由的天赋性决定了婚姻权的天赋性。每个公民无论他处于什么样的身份、处于何种境地，婚姻自由与权利都是与身共存的，在法律许可的条件下，他有结婚或离婚的权利与自由，他有自主选择婚姻对象的权利与自由。在这一层意义上，任何个人或组织不能对他人的婚姻权进行干预。每个人都应当而且有权自主婚姻，法律对个体这种天赋的婚姻权不能进行剥夺，只能进行保护。我国宪法第条规定 “”；我国婚姻法第条“”。罪犯的婚姻权也是如此，无论他犯下什么样的罪行、无论他受到什么样的刑罚，婚姻权都将与身俱在。法律无权剥夺也不便于剥夺。罪犯自身状况的复杂性表明对罪犯的婚姻权进行任何强制剥夺既不人道也不可能。因为不少罪犯在服刑前已经拥有婚姻家庭，如果剥夺罪犯的婚姻权，是不是要强制已婚罪犯立即离婚？天赋的婚姻权只有在年龄不足、身体不许可的情况下才能被限制实现，不应当因为犯罪这个原因而导致丧失。在《意见》出台之前，我国历来的法律只有1982年公安部的《》文件对罪犯的结婚予以禁止性规定，但这一规定其实并没有剥夺罪犯的婚姻权，只是对未婚罪犯的结婚登记从权利上予以限制，而罪犯对婚姻自由、自主、不受强制、胁迫的权利仍然存在。已婚罪犯婚姻权的既成事实更是无法改变。当然得承认，1982年公安部的这一规定容易让人们理解为是对罪犯婚姻权的剥夺，尤其是对未婚罪犯，如果不能登记结婚，婚姻的过程就无从开始，就谈不上婚姻权的行使。纵然如此，《意见》的出台也足以让人们相信罪犯在婚姻权问题上，是当然的有权主体，罪犯有权行使婚姻权。从历史上看，古今中外的法律还没有哪一部法律明文剥夺罪犯的婚姻权。在婚姻权问题上，罪犯与普通公民一样有着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是我们解读罪犯婚姻权必须坚持的基本理念，也是我们人性化改造罪犯、倡导并保障罪犯合法权益的必然认同。
二、罪犯婚姻权行使的有条件性
婚姻权是一种人身属性极强的权利，它与人身自由权密切相关，由于罪犯没有人身自由，所以尽管在婚姻权的享有方面，罪犯与普通公民都一样是有权主体，但罪犯的婚姻权的行使和普通公民相比，存在着条件上的差别。普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限制，婚姻权的行使主要是婚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事；除了法定的条件以外，不需要附加任何其他的条件。而罪犯婚姻权的行使，则不能如此简单。首先罪犯的婚姻登记就不仅是婚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事，具有非独立性。监狱必须依照自己的职责，行使应有权力。如为了确保安全，防范脱逃及其他危险，罪犯的婚姻登记必须是有监狱民警看押的登记。其次，罪犯在履行完法定的婚姻登记手续，获得法律对婚姻的认可后，不能象普通公民那样举行结婚仪式，用一种公开的形式获得世俗的婚姻关系认定。婚姻关系的产生只是合法难以合俗。法律能够给予罪犯的婚姻权只限于登记结婚，完成登记过程，罪犯仍须回到监狱接受监管改造。第三，罪犯出监的非自主性。罪犯的婚姻登记不能在狱内完成，只能在民政部门的办公场所进行。罪犯必须出监履行婚姻登记手续，而罪犯的出监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的。罪犯能否参与结婚登记，以罪犯是否有社会危险性为前提。只有在确定罪犯没有社会危险性的条件下，才能让罪犯参加婚姻登记。另外，罪犯的婚姻登记应有已服刑时间的限制，刚入监的罪犯不宜准予结婚登记，至少应当在服刑6个月后才可以同意其实施结婚登记。第四，普通公民的结婚已无须向单位或其他有关组织提出申请，而罪犯在结婚时，必须履行结婚申请程序，只有在通过监狱的审查并由监狱作出专门安排后，罪犯才能参加结婚登记。
三、罪犯婚姻权的非派生性
婚姻权与同居权、生育权相互关联，没有婚姻权，就不存在同居权、生育权。同居权、生育权都是由婚姻权派生出的权力。普通公民的婚姻权，当然派生着同居权、生育权，但罪犯婚姻权却不能派生，罪犯与配偶只能登记结婚，不能享有同居权、生育权。监狱现行的特优会见，并不是罪犯与配偶的同居权的体现，它有同居的事实，也是以同居权为基础，但它更多的是体现为一种罪犯处遇，因为在服刑罪犯中，已婚罪犯并不是个个都能享有特优会见，只有改造表现好，服刑达到一定期限者，才能与配偶特优会见。生育权更是不能派生，因为如果罪犯在服刑期间享有了生育权，就会出现女性罪犯在狱内生育的非法律许可现象。我国法律禁止父母亲带着子女在监狱服刑。从刑罚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与剥夺来看，限制与剥夺人身自由主要体现为对行为自由的限制与剥夺，由限制与剥夺自由而生的是对罪犯社会交往权的限制，罪犯在服刑期间没有与他人交往的自由，罪犯的同居权、生育权都属于罪犯的社会交往权，这些权利都处于限制之列，罪犯不能自由行使。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把这种社会交往的权利也还给罪犯，那么刑罚还能罚什么？刑罚的威严又怎么体现？谁还害怕刑罚？监狱又如何完成惩罚与改造罪犯的重任？罪犯婚姻权的非派生性表明了罪犯婚姻权的非完整性。在整个婚姻存续的过程中，罪犯的婚姻权只是有限婚姻权，普通公民因为婚姻而获得的其他许多权利，在罪犯身上都处于封存状态，服刑期间不能自由行使。在此有必要指出，法无明文剥夺则有权是当代社会的普遍公理，对于任何一个普通公民而言，这一公理都当然适用，但罪犯不是一般公民，而是有罪在身的特殊公民，从权益维护与保障来讲，我们把罪犯当作权益维护与保障的弱势群体，要更加注重对他们维权。但维权应当维护的是罪犯的应有权利。这种应有权利并不是所有未被法律明文剥夺的公民权利，有些公民权利，由于相互间的制约与依附，限制了一种权利，就会导致其他许多权利无法行使，这时应当理解为这些权利都属于受限制或剥夺，法律无须就此再专门列举。再说，许多权利在不断派生新的权利，相对静止与稳定的法律来不及对此进行收集并罗列，而从法理上讲，这些权利的行使又都以已经被剥夺的某一权利为行使前提，则这些权利当然都应属于不能行使的权利。认识了这一点，我们才可能理解罪犯婚姻权的非派生性。
四、罪犯婚姻权利义务的两重非对等性
权利总是与义务相对应，具有对等性。公民婚姻权在婚姻关系内，其义务对象为配偶；在婚姻关系外，其义务对象是社会非特定的有关人和组织。罪犯婚姻权利义务虽然也牵涉到配偶与社会非特定的个人或组织，但在权利义务的对应关系上，明显存在着两重非对等性。
一是罪犯与配偶在婚姻权利与义务上的非对等性。法律上罪犯婚姻关系的成立，同时产生罪犯与配偶相互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然而刑期未满之前，罪犯在行使了有限的婚姻权外，对婚姻义务除了忠诚以外基本上都无法履行，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罪犯婚姻权利与义务的非对等性。婚姻中的义务，多数都由罪犯的配偶对罪犯承担，罪犯无力也不可能为配偶承担义务。罪犯婚姻权利与义务的非对等性，为罪犯婚姻家庭的存续与稳固带来了隐患。许多已婚罪犯正是由于自己服刑而导致家庭的破裂，家庭的破裂又给罪犯的改造蒙上了阴影。对于那些入监后新登记结婚的罪犯，监狱民警更应当有所防备、适时教育与引导。婚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谁也无法保证所有罪犯与其配偶的婚姻登记都是非常理性的产物，步入婚姻殿堂后，独守空房的配偶是否能够长此以往忠贞不渝？罪犯的婚姻家庭到底能支撑多久？这将是非常现实的问题。监狱民警和罪犯都不能不思考。如果忽视了这些，我们就可能忽视了一个影响监管安全的重要间接危险因素。
二是罪犯婚姻权利与监狱义务的非对等性。罪犯许多权利都以监狱为义务主体，只有当监狱履行不作为或作为的义务时，罪犯权利才能得到实现。但在罪犯婚姻权利上，罪犯的婚姻权利却不能对应监狱的法律义务，监狱可以创造条件，帮助罪犯进行结婚登记，但这不是监狱的应然行为。监狱根据监管安全和改造罪犯的实际需要，有权决定自己对罪犯行使婚姻权是否予以帮助。